從艱難里活出獨特的生命形狀(黃德海)

　　“一個人感受屈辱和艱難，不知疲倦地寫著歷史長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個：他愛這條長河，愛得深沉�！�

　　——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1932年8月，沈從文寫完《從文自傳》。那時他剛及而立，已是備受矚目的作家，他愛的“正當年齡的人”也回應(yīng)了他的愛，是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的時光。2005年出版的張新穎《沈從文精讀》，第一講就是“《從文自傳》：得其‘自’而為將來準備好一個自我”，這個自我是“為已經(jīng)可以觸摸到的將來而準備的”。而這個準備里包含的，不只是寫作的坦途和美滿的婚姻生活，還有為應(yīng)對十幾年后將降臨的困頓和艱辛埋下的伏筆�！渡驈奈木�讀》已經(jīng)提到了這個伏筆，卻還不是那本書的主體。時隔九年，張新穎出版了他的《沈從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6月版)，那個若有意若無意的伏筆，成了眼下這本書的主體。

　　世界上大概沒什么一勞永逸的事，也沒有人可以用一次自我確立應(yīng)對所有的未來，尤其是沈從文后半生所處的那樣一個龍蛇起陸的時代�！渡驈奈牡暮蟀肷�》起始，寫的就是沈從文的第二次自我確立。不止沈從文，一個不斷發(fā)展中的個人，生命中會有很多天然的成長節(jié)點。比較明顯的有兩次，一次在三十歲左右，《從文自傳》就是寫于這個時期；另一次，差不多會發(fā)生在五十歲前后。沈從文的第二次自我確立起始很早，按張新穎的說法，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沈從文就較為明顯地把重心從文學(xué)轉(zhuǎn)到了思想。這個思想過程因為始終和現(xiàn)實粘連在一起，往往不夠圓通，卻也可以從中看出他調(diào)整期的掙扎和積于其中的能量。

　　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揣測，如果不是1949年的社會大變動，沈從文會在第二次天然成長節(jié)點完成怎樣的自我確立。能從本書看到的只是，沈從文第二次自我確立的過程，相較第一次，內(nèi)中含藏的，更多是痛苦不堪，他要在時代的巨變中“應(yīng)對各種各樣的挫折、苦難和挑戰(zhàn)，要去經(jīng)歷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毀滅和艱難的重生”。

　　一個被選中的文學(xué)天才往往是不幸的，因為敏感的靈魂會先于他人感受到即將來臨的巨大變化，不得不具備“感受無限痛苦的能力”。沈從文對時代即將大變的感受，在1940年代前期完成的《長河》里已經(jīng)表露無遺，他明確地感受到，“那個要來了”，“他好像已經(jīng)預(yù)先看到了些什么事情，即屬于這地方明日的命運�？墒蔷烤故切┦裁�，他可說不出，也并不真正明白”。至1940年代末，遠遠而來的“那個”不再朦朧模糊，而是借助政治加速器，以更直接的方式、更快地“來了”，并用粗暴的方式直接加諸沈從文身上，以致把他逼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這個煎熬階段最為明顯的表現(xiàn)是1949年，對其中的種種，本書有仔細的梳理，大概可由沈從文以下的詩句標志尾聲：“它分解了我又重鑄我，/已得到一個完全新生！”但這個重生的過程遠未結(jié)束，因為在以后的歲月里，精神上的問題還時有反復(fù)。《沈從文的后半生》致力的，就是沈從文怎樣以弱小之軀，慢慢學(xué)著跟這個天地翻覆的社會相處，最終從時代洪流的席卷之下慢慢站立起來，完成了一個獨特的自我。

　　無論后來沈從文完成了怎樣一個獨特的自我，卻再也沒有回到原來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軌道上來，而是“轉(zhuǎn)業(yè)”從事文物研究去了。對沈從文的轉(zhuǎn)業(yè)，后人有悲憤，有感慨，也有理解，而所有這些，恐怕內(nèi)里都含著對一個文學(xué)天才中途退場的無奈。對沈從文自己來說，在當時的處境下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他不寫，他胡寫”，都“完了”。張新穎明白這個無奈，卻著力辨識這個選擇中的主動部分，這就是他從沈從文的書信中拈出的“有情”二字，“這個情即深入的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認識”。沿著這個方向，張新穎看到：“沈從文的物質(zhì)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來‘還原’各種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復(fù)’它們生動活潑的氣息和承啟流轉(zhuǎn)的性質(zhì)，匯入歷史文化的長河�！薄耙粋�人感受屈辱和艱難，不知疲倦地寫著歷史長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個：他愛這條長河，愛得深沉�！睂�這條歷史文化長河的愛，正是《從文自傳》中埋下的那個伏筆，因為那時，他就“對于人類知識光輝的領(lǐng)受，發(fā)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千里伏脈，結(jié)穴于是。

　　不是每個人都能從舊文物中“還原”和“恢復(fù)”出活的氣息，能如此，仍與沈從文天才的感受能力有關(guān)。或許對沈從文來說，在經(jīng)手無數(shù)文物時，敏銳的感覺讓他可以開啟塵封，不僅對文物的“制作過程充滿興味，對制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于作品中，他的勤勞，愿望，熱情，以及一點切于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術(shù)作品都包含了那個作者生活掙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細而深”。沈從文看到那些他喜歡的文物的時候，大概會像當年看到小銀匠錘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寫《長河》時，沈從文說他要來寫寫“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不妨這樣推想，研究文物的沈從文，把自己此前自身經(jīng)驗的對哀樂的體味，擴展到了一個更大的時空范圍里，由“懿文德”的“文”轉(zhuǎn)為“多識前言往行”的“史”，走向一個更寬闊的世界。沈從文的才情，也在這個世界里放出渾厚的光。

　　沈從文走向這個世界，有他的勉強，卻也從中獲得歡欣，而所得的歡欣，或許可用他“八十歲的驚喜”來代表。1982年初，湖北荊州馬山一號墓發(fā)掘，八十歲的沈從文趕赴荊州，親眼目睹了其中的絲繡制品，尺幅見千里，神思接千載，他振奮地給朋友寫信贊嘆：“圖紋秀雅活潑，以及色高明處，遠在過去所見十倍高明，恰恰可證明當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國美婦人衣著之美，均為寫實毫不夸張。還有雙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幫、底全用烏光漆精涂過，上用錦緞裝飾，摩登到簡直難于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紀生產(chǎn)！”張新穎說，做學(xué)問并非是一種消耗，“如果學(xué)問做得足夠好，就會滋養(yǎng)人的生命和精神”，這個滋養(yǎng)，或許就來自這些發(fā)自內(nèi)心的欣悅。

　　不過，在《沈從文的后半生》里，張新穎有意不把這欣悅戲劇化，而是深深地隱藏在沈從文密密麻麻的日常生活里，如此，偶爾顯現(xiàn)的欣悅才扎實妥帖，是那個艱難時代應(yīng)有的樣子。生活不是戲劇，傳記也不是，沈從文獨特的生命形狀，不是驚驚咋咋地跳躍完成，而是從艱難里一天一天活出來的。

　　1950年，沈從文被安排到華北大學(xué)政治學(xué)習(xí)，理論測驗的成績在“丙丁之間”，卻感動于廚房的炊事員“臨事莊肅”、“為而不有”，他們“終日忙個不息，極少說話，那種實事求是樸素工作態(tài)度，使人愛敬”。沈從文自己呢，也是這樣莊肅地做著事，有一時，他“總是在兩株大松樹下去看四十萬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從中得到歡喜和平靜。這也正是沈從文跟很多文人不同的地方，他不但不會偷閑，且“一生最害怕是閑”，因為“一閑，就把生存的意義全失去了”。1970年農(nóng)歷十月，沈從文改畢舊體詩《喜新晴》，在跋語中，他感嘆大哥沈云麓和姐夫田真逸的去世，卻在臨結(jié)尾時寫道：“死者長已，生者實宜百年長勤，有以自勉也�！边@句話，真堪摘出，置于任何一個對人世有情者的座右。

　　我們無法斷定，沈從文百年長勤的主張和實行，是出于天生的性情還是后來的修習(xí)，從上面提到的舊體詩中讀到的是：“只因骨格異，俗謂喜離群�！蹦敲�，是天性的原因了，生來就“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如此說來，性無適俗韻的沈從文后半生與社會格格不入，也就是難免的了。這個格格不入不光表現(xiàn)在他對當時的各類務(wù)虛活動不能適應(yīng)，即便他試圖簡化自己的頭腦，照張新穎的說法，也是因為他一貫堅持自己的表達形式才敏感到的，結(jié)果呢，“沈從文還是那個沈從文，要‘簡化’也不容易”。拿沈從文的文字來說吧，不但他從文學(xué)轉(zhuǎn)向文物研究之后的文字仍能很容易地辨識出來，即使寫檢查，下面這種沈從文式的話，還是會不時流露：“讓我工作，頭腦還擔負得下。寫思想檢查，實在擔負沉重，不知如何是好�！边@種歷困苦而不變的文字風(fēng)格，或許如金介甫所言，是因為沈從文“對湘西的鄉(xiāng)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語言升華并對其絕對忠實”。

　　盡管如上所說，轉(zhuǎn)業(yè)文物研究后，沈從文仍然保持著他的文字風(fēng)格，甚至重讀自己寫下的論文，他覺得“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但文物研究對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也無法與文學(xué)相比。沈從文因其直感從文物中獲得的欣悅，又實在難以描摹傳達，而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貢獻，也只能由專家來評價。很多人對沈從文轉(zhuǎn)業(yè)的遺憾之感，或許就來源于此。這本書當然也沒有給出讓人不遺憾的理由，我只是想起張新穎曾在他以前的一篇文章《初心》中引過的一段話：“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一些作家，他們的作品雖然享有盛名，在我看來還算不上好。但是他們在大變動時代中的生活本身，如果能看得透徹，倒是極好的‘詩’。青年時代離開家鄉(xiāng)的憧憬呀，中年遇到環(huán)境壓力的種種反應(yīng)呀，晚年寫不出作品的焦慮呀，所有在作品中被遮掩而沒有表達的東西，在實際生活中都已經(jīng)表達出來了，這本身就是‘詩’�！薄渡驈奈牡暮蟀肷�》，大約就可以看成這樣一首特殊的詩。為了寫好這首詩，作者有意收斂起自己的才華，始終貼著傳主，把研讀的欣悅和心得，細細密密地放置在這個特殊的生命流程里。

　　還有一個關(guān)于本書的細節(jié)不妨一提。在寫到沈從文疲于應(yīng)付種種無奈的日子里，張新穎會適時地提到當時海外對沈從文作品的研究和翻譯情況。在幾乎令人窒息的敘述情境里，讀到這些，會覺得有溫暖升起，卻也在這不絕如縷的人間消息中，覺察到時間不同尋常的力量，以及它壁立千仞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