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成一所卓越的大學(陳旻)

——評《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美】喬納森·R�？茽栔� 馮國平等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大學之道》是一部探討高等教育的著作。該書作者喬納森·R�？茽�，從1989年到2003年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首席學術官(教務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長達十四年之久。卸任后，科爾為哥大十四位校級教授之一(李政道先生退休前即為哥大校級教授)，亦為江蘇省高等教育發(fā)展提供過專家咨詢。

　　這本書是作者一生研究與工作經(jīng)歷的集中反映，分為三大部分：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歷程、它們做出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及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zhàn)。該書出版之后，立刻獲得了讀書界與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哈佛大學榮休校長德里克·博克說：“在我讀過的關于這些機構(指美國研究型大學)運行的必需條件、制約它們?nèi)〉贸晒Φ姆N種因素的作品中，喬納森所做的分析是最為詳盡和令人信服的�！�

　　書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國研究型大學之所以能夠卓爾不群，在于它們所堅持的十二項理念：普遍主義、有組織的懷疑主義、創(chuàng)造新知識、思想的自由公開傳播、無私利性、自由探索和學術自由、國際共同體、同行評議制度、為“共同”利益工作、權威治校、學術傳承、學術共同體的活力。正是由于對上述基本理念的堅持，造就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使得世界一流學府在美國的確立成為現(xiàn)實。此外，作者還列出了一所卓越的大學所必須具有的十三個因素，即教師的研究產(chǎn)出、研究的質(zhì)量和影響、基金與合同經(jīng)費、榮譽性獎勵、獲得高質(zhì)量的學生、教學卓越、硬件設施和先進的信息技術、大型捐贈基金和豐富的資源、大的學術科系、自由探索和學術自由，地緣因素、對公共利益的貢獻、卓越的領導。

　　為什么杰出的美國研究型大學對于美國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換言之，美國杰出研究型大學擁有超群的地位這一論斷的證據(jù)是什么？作者給出的答案是新穎的，卻也是令人信服的。他詳細列舉了美國研究型大學所做出的偉大發(fā)現(xiàn)與創(chuàng)新，不僅有前沿與基礎學科的理論創(chuàng)新與發(fā)現(xiàn)，也有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滲透到我們每一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發(fā)明與創(chuàng)造。其中既有像量子力學、天體物理學、地球物理學這些基礎學科中的偉大發(fā)現(xiàn)，也有像條形碼、發(fā)光二極管(LED)、計算機、谷歌(GOOGLE)這樣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

　　而更令人贊賞的是，作者把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發(fā)現(xiàn)納入自己的視野之中，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作者這樣寫道：“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發(fā)現(xiàn)……在過去幾十年里已被證明具有重大影響�！彼�更是直接指出，“我們往往不會將其研究成果歸入影響深遠或有重大意義之列。然而，這卻是一個錯誤�！痹谧髡呖磥恚�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是大學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在這些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它們就不能保持偉大的地位。因為“人文研究的本質(zhì)……一直是反對性質(zhì)的”“他們的工作就是去質(zhì)疑、使人們不安——去挑戰(zhàn)具有優(yōu)勢地位的政治權力和沒頭沒腦的媒體拋向公眾的商品化的、無爭議的、法典化的確定性事情”。

　　在作者眼中，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卓越地位并不是穩(wěn)如泰山的。無論從歷史還是現(xiàn)實而言，其時時刻刻都有遭受侵害與威脅的可能。正如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敵人是我們自己�！弊髡咴敿毩信e了小布什政府時期，其種種政策與措施對于學術自由的消極影響。在作者看來，小布什政府上臺后反智主義的抬頭，是因為“支持布什的政治力量與反對基本的科學思想的力量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這種反對的力量歷來和美國的原教旨主義宗教信仰和反智主義存在聯(lián)系�！币惨虼俗髡卟艜�對小布什政府的種種舉措提出強烈的批評。

　　環(huán)顧全球，美國研究型大學是否有潛在的競爭對手呢？作者對此是非常自信的。實際上，對于知識的全球性競爭，作者的態(tài)度相當開明。他直言不諱地說道：“我對產(chǎn)生學術上的贏家和輸家的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不感興趣。我也無意為了增強民族自豪感去數(shù)美國人得到多少金牌或諾貝爾獎�！毕喾�，“在論證法國、德國或中國因為一大堆理由不能與美國競爭卓越地位甚至接近美國大學今天已經(jīng)達到的水平……我覺得這個結(jié)論對國際高等教育體系來說既不令人愉悅也不見得有益”，因為“平等伙伴之間的國際協(xié)作與合作將有益于學術和科學的增長，也有益于加強每個社會對其他社會的義務”。

　　在與世界各國的大學體系比較的過程中，作者認為：“中國要成為競爭者�！憋@然，對于中國追求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作者認為是可能實現(xiàn)的。但是，作者也明確指出：“中國不應試圖仿效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美國著名大學”，因為在二十一世紀，大學將不得不經(jīng)歷改變，“中國最好能預測到這一點。”這一系列洞見，表明了作者對于中國研究型大學的發(fā)展，沒有停止自己的思考。這種思考對于當下中國卓越大學的建設，是那么的彌足珍貴。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們才會相信，該書不僅僅是一本關于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杰作，也是為中國研究型大學發(fā)展提供參考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