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色依然綠拂天(白漠)

——歷史小說《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龍》的現(xiàn)實意義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及其典型人物會在時間的流逝中死去，也可能因為現(xiàn)實的需要在人們的思考和塑造中復活。在這個文學已經(jīng)失去寵幸的年代里，余云葉先生30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龍》能夠受到讀者歡迎，并因迅速售罄而再版，不僅充分說明了主人公于成龍的不朽魅力，而且有力證明了作品本身的現(xiàn)實意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體制的國家，司馬遷《史記》已經(jīng)出現(xiàn)對官僚的類型化評價。從三國時期開始，“清官”逐步在民間成為好官的代名詞，而官方和史籍中則稱其為循吏、良吏或廉吏。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在復興之路上邁出的步伐令人鼓舞，但與此相伴而來的腐敗問題也令人憂慮。由于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歷史影響，根深蒂固的清官情愫又一次被喚起。于是，“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龍應著時代的呼喚，在作家的筆下走進了我們的視野。值得掩卷長思的，是作品所揭示的為政之大道和清官廉吏之所以不朽的價值秘密，以及歷史對現(xiàn)實的告誡與啟迪。

　　令人景仰的，是為政者堅定的信仰和崇高的人格。

　　在儒家思想體系下教育成長起來的于成龍，畢生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準則，以建立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為理想。他在青年時期屢試不第的逆境中奮斗不息，終于在40多歲抓住了一個實現(xiàn)抱負、報效國家的機會。為了從家鄉(xiāng)呂梁到柳州羅城上任，他東借西取、變賣房產(chǎn)湊夠路費，艱辛跋涉八千余里“九死而未悔”。在羅城，他以瓦為鍋、以廟為衙，把一個多年失治的化外之地變成了其樂融融的“世外桃源”。這個理想社會模型的鍛造，構成了于成龍政治生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成功開篇，其中熔鑄著由堅定信仰與信念所支撐的人格力量。

　　發(fā)人深省的，是為政者所堅守的“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

　　唐代思想家趙蕤說過，諸子百家治理天下的學說各有不同，但其共同之處就是“康濟群生”。于成龍無論官位高低、走到哪里，都以清王朝及其天下的根本利益——百姓的利益為重。他曾為減輕百姓負擔，動用官府力量執(zhí)行采伐楠木、運往京師的旨令，曾連上奏疏為民請命減免糧賦，“上培國脈、下救蒼生”，也曾冒死上奏皇帝，請求赦免在押的兩千多名“海禁犯”，使他們免于死刑，重獲生命。盡管他的所作所為都以“本固邦寧”為旨歸，但也必定是出于一位寒門赤子對于勞苦大眾的骨肉深情，至今讀來依然讓人感動。

　　所向披靡的，是為政者非凡的膽略與智慧。

　　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把仁、明、武作為理政者的必備修養(yǎng)及其能力。仁即修政以德，明即察事明理，武即“道之所在，斷之不疑”，具有強大的執(zhí)行力。為剿滅匪患，他深入虎穴，里應外合，一役成功。為平定“三藩之亂”，他進入山寨招撫叛軍，令其土崩瓦解。為救直隸饑民，他在上疏還沒有獲得批復的情況下開倉放糧，隨后再次上疏陳明原委，不但未受處罰，反而得到皇帝贊賞。面對合州駐兵擾亂社會的嚴峻形勢，他呈報督撫上奏朝廷，獲準駐兵歸地方約束，將為首作惡者斬首示眾。至于他智破重案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無數(shù)生動事例構成了為人稱道的傳奇。

　　浩氣長存的，是為政者不畏強權、必懲邪惡的斗爭精神。

　　儒家經(jīng)典中常將仁義連用，義之要義在于正義。早在羅城上任之初，于成龍就冒著違法治罪的危險越境攻打匪巢，擔任監(jiān)試時對頂頭上司之子的作弊行為也絕不寬容。盡管隨著職位提升面對的權勢人物越來越大，他依然故我，越戰(zhàn)越勇。其中最為典型的事例，莫過于他與一位都統(tǒng)將軍的幾番廝殺。先是在福州的時候，于成龍不顧其百般阻撓審理處置了克扣軍餉的道臺，并將其以隱匿包庇之罪予以彈劾。幾年后到江寧任職，他又到其府上捕獲江洋大盜，處以極刑。在他的身上，寄托著千千萬萬平民百姓的政治渴望，勇斗豪強的無畏之舉成就了他的英雄形象。

　　威力長存的，是為政者鐵骨錚錚、一塵不染的清廉。

　　貪腐是中國古代官僚體制與生俱來的痼疾，因此清廉之官歷來備受民眾擁戴。于成龍為官幾十年如一日，拒收禮品賄賂，兩袖清風，不染纖塵。他對百姓表達感激之情的心意一律婉拒，對于送禮的官員不但嚴加斥責，而且還要降職處分。他把找不到來路的禮金平分給當?shù)刎毧喟傩眨�把外商送來的無法退回的禮品變賣充公。他把皇帝賞賜的千兩銀子全都用來為百姓購買度荒之糧，自家窯塌屋倒卻不花分文。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可謂簡而又簡，無異于苛刻寒酸。一位舉人曾以“要得清廉分數(shù)足，唯學于公食糠粥”的詩句，對他表示由衷地稱贊。

　　一言難盡的，是中國古代官吏制度理論與實踐的悖論。

　　腐敗源于官員與國家和民眾利益的現(xiàn)實沖突，也是對于制度缺陷的惡性補充。以德為本的吏治傳統(tǒng)，一開始就在走向它的反面。有多少貪腐之官飛黃騰達，又有多少清廉之官屢遭貶黜，甚至搭上了身家性命。唐代的著名詩人元稹與貪贓枉法者堅決斗爭，當過三個月的宰相，卻一生六遭貶謫，直至積勞成疾，以53歲生年暴病亡于武昌任所。立性高潔、鮮食寡欲的韋應物，竟在任刺史罷職后因家貧湊不上路費，無法從滁州回到長安。于成龍被康熙皇帝譽為“天下第一廉吏”，最后還是險些在達到政治生涯巔峰狀態(tài)的時候斷送終生。這是因為，不管百姓的意見如何，清官廉吏在其政治生態(tài)中都是一個不被容納的異類。清官海瑞出了名，又有皇帝做主，到了扳不倒、惹不了的地步，同僚們只好暗地湊錢替他行賄助其高升，以求身邊清凈。人們期待著以選賢任能為旗幟的用人制度能夠名副其實，但在那個長夜難明的時代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夢。

　　當年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刺史，年僅47歲便在磨難中去世。州民中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頌揚他的功德：“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綠色依然在，千株綠拂天。”這部小說的最為可貴之處，就是凝聚和塑造了一個生生不息的靈魂。這靈魂的生命來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血脈貫注，來自人民群眾千年不變的渴望，也來自不可回避的現(xiàn)實訴求。其價值與意義，將會像柳宗元栽種的江邊綠柳，櫛風沐雨，其色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