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故事，還是“人類的故事”？(殷實)

　　李曉樺的《世紀病人》讓我想起艾倫·金斯堡《嚎叫》的首句：“我看見這一代最杰出的頭腦毀于瘋狂……”我自忖，艾倫·金斯堡詩中的“他們”——那些杰出頭腦的擁有者，似乎并不僅限于在酒精、毒品、性開放、民權運動和反戰(zhàn)之類“時代內(nèi)容”中迷茫掙扎的一代美國人。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這句詩同樣有一定的適用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也存在過一個群體龐大的“他們”，同樣有自毀于或被毀于瘋狂的杰出頭腦。這些人是各不相同的，在后來又都不幸被符號化了，以至于已經(jīng)面目全非，單調(diào)乏味。但他們——至少是以他們?yōu)榇�表的很多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瀕于瘋狂狀態(tài)下展開了自己，不甘成為庸眾中的一員。

　　《世紀病人》這本自傳體長篇小說的主人公既有充分的代表性，又沒有過分被時尚潮流和怪異政治文化所抽離，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個例。這本書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其自傳性，也就是它所觸及到的社會內(nèi)容和人性事實方面。這個被寓意為“病人”的世紀人物，正好可以作為一種病理結構，李曉樺把一些類似切片的東西放到了顯微鏡下。這樣的敘述，就社會學意義來說，其價值要遠高于許多虛構作品。在中國，一個質(zhì)本潔來的青春少年，是在什么情況下開始發(fā)生變異的？這是個可怕的問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可能就是上山下鄉(xiāng)、當兵、喂豬、伐木、修水壩、去打仗等等。那一代人今天已經(jīng)開始衰老了，他們的熱血與激情，他們的理想和夢幻，都做了怎樣的交代？又有什么樣的回響呢？李曉樺的答案印在了書的封面上：“孤獨是什么/就是你被世界開除了/誰的世界你也進不去/你自己的世界還沒有造出來/只好站在世界之外/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從世界里開除了”。這些詩句所包含的信息是極為明確的：孤獨降臨了，與之伴隨的是如同暗夜般的存在感。作者在這里使用了一個具有特別歷史意味和社會意味的詞：開除。只有一個希望得到認同、總是尋求歸屬感的人，才會因為被“開除”而感到幻滅和痛苦。這就是特定的社會歷史打在主人公心靈上的印記。

　　這個被開除的人去了哪里？他去了自由世界，但也可以說是一個灰色的天堂，一個有點怪誕的避難地。在那里，也就是溫哥華的華人社區(qū)，他發(fā)現(xiàn)，可以在菜市場遇見中國“裸官”和富商的無聊太太，甚至是攜資外逃的罪犯。一個曾經(jīng)的中國軍官、一個誓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的熱血戰(zhàn)士、一個在自己的詩歌中寫出了“在此，我謹向世界提醒一句/從我們這一代起/中國將不再給任何國度的軍人/提供創(chuàng)造功勛建立榮譽的機會”的詩人，而今卻為了把自己兒子打造得和自己曾經(jīng)的敵人一模一樣而奮不顧身：“我們舉全家之力，我們投巨額資產(chǎn)，我們竭盡全力，哭著喊著跨過太平洋，就把我們的后代交給我們的對手了”，“我要讓我的兒子把英語學的比美國佬還美國佬……我要讓我的兒子與我們背道而馳。把我們的理想當糞土�！币粋�渴望自由的人，一個終于陷入了無限自由中的人，卻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式的囚徒，他的孤獨和痛苦并沒有因為牢獄條件的改善而有所減輕。在這里，李曉樺初步完成了他詩性的、悖論式的命題，也可以說是逼近了終極追問，盡管注定無解。

　　這種旅居他鄉(xiāng)極度的孤寂所催化出來的作品，到底是中國人的故事，還是“人類故事”？一直以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這個命題構成了中國/世界、中國故事/人類故事之兩端，更為重要的是，當代世界文明的定義者所認同的符碼體系、價值體系，對于中國人而言似乎很難套用。在這個意義上，霸權話語中的中國故事，要么是一種二手的東西，一種模仿“第一世界”語法修辭的生硬腔調(diào)；要么等同于某種稀奇古怪的部落傳聞。在這個意義上，《世紀病人》這本書所講述的只能是中國人的故事，這部自傳體小說的更準確的書名可能是“中國病人”。這部作品中甚至沒有一個實質(zhì)意義上的西方人，對敘述者而言，他每天面對的是一些言語不通、無從對話的他者，他熟悉并且了解的只是一些客居在那里的同鄉(xiāng)。那個北美國家的文明要素、人性事實、政治經(jīng)濟、宗教文化，都沒有得到特別的展示——詩人的感覺似乎鈍化了。

　　當某個時刻，故事的講述者如同奈保爾和庫切一樣，絕望地看到新移民的快速自我奴化及東方根性，看到西方人通過各種快餐先改變自己后代的胃口，繼而改變他們的心靈時，這個故事差一點就夠得上是“人類的故事”了，然而終究還是沒有：作品中沒有出現(xiàn)價值觀的差異與碰撞，沒有出現(xiàn)語言的矛盾或交匯，也沒有出現(xiàn)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最重要的是，文本中沒有任何在中國故事和所謂“人類故事”之間進行整合的意圖。我們無法得到更加全面和客觀的生命圖景、世界圖像。對中國讀者而言，作品中的西方社會只是回流到大陸的一些飄零經(jīng)驗，這也是大部分居住在西方的華語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他們的作品似乎總也無法觸碰到西方世界的本質(zhì)內(nèi)容，只有在第三代華裔作家譚美恩的某些作品中，我們才可以體會到類似美國黑人文學、移民文學的味道，可惜已經(jīng)和今日中國全然無關了。

　　《世紀病人》描述的是一種個體的失敗經(jīng)驗：一個人從生命理想的最高處不停地下降、掉落，軍旅生涯和詩歌榮譽都不曾將他徹底拯救，因為他被迫卷入的歷史本身，并不包含一種救贖的邏輯或機制。另一方面，由于鏟除了原本駁雜的歷史背景，當主人公在極度孤寂中獲得了異常活躍的思維。絕望的狂想使主人公開始構思一個兒子，那是一個剝離了任何社會屬性的、只服膺于自然狀態(tài)的果實，而且在后來變成了現(xiàn)實——他后來真的擁有了一個寶貴的后代，一個貨真價實的兒子。作者希望通過動用經(jīng)濟力量、權力資源，以無土栽培的方式，養(yǎng)育一個異己者，甚至可能是一個將來會與自己為敵的人。問題在于，當作品花了一些篇幅塑造這個與自己截然不同的兒子時，該小說人物還是被屏蔽了——這個兒子的世界幾乎是不存在的，他沒有帶來任何關于另一個世界的好消息或者壞消息，他坐在電腦前，把自己關在了移民社區(qū)的一套住宅內(nèi)，他背著書包去了學校，是一個在中國式望子成龍的父親眼里晃動的符號，最終，他像一個紙船一樣無聲無息地飄走了。

　　如此，作品同樣未能觸及中國故事的根本：個人的崩潰、修復與重建，以及社會的失敗——更大的失敗。文學或電影中“病人”的意思當然不是指身體方面，而是指向精神世界的。作品中那個盡職盡責的爹、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爹、寄望于純美式教育奇效的爹，他所奉獻和承擔的一切，到頭來看上去依舊很“中國”。結果，作品中最初萌芽的自由意識演變成了無盡的虛無之感。如此“世紀病人”，如此“中國病人”，都很難與我們所說的真實世界建立聯(lián)系。

　　在這個意義上，《世紀病人》是一本關于失敗的書，也是探測失敗程度的書。上述全部關于“未竟之事”的文學追究，似乎可以因“自傳體”這個緣故而獲得諒解。至少，詩人出于誠實的本性，沒有在這個關于人的故事中添加什么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