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浣熊》：從“我城”到“他城”(霍艷)

　

　　中國習慣以代際來命名作家群體，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被稱為“50年代作家”，他們用鄉(xiāng)土敘事統(tǒng)帥著中國文壇�！�60年代作家”開 始在國際嶄露頭角，他們講述著虛無歷史下一個個曖昧不明的鬼故事。而逐漸成長起來的80年代作家則是市場的寵兒，他們的作品影響了中國新一代的成長，他們 使得文學的意義從復雜到簡單，灌輸了兩種價值觀：對意識形態(tài)無條件的認同或者干脆視而不見。

　　夾在中間的70年代作家有些尷尬，他們?nèi)藬?shù)眾多，每個人的影響卻很有限，在經(jīng)歷了“美女作家”、“下半身寫作”的喧囂后，這個群體變得愈發(fā)安 靜。但他們在修煉自己的文學宗法，尋找書寫中國的新角度，他們撬起這個國家的一個角，以筆為鉆，深入到肌理。如果想了解當代中國的現(xiàn)狀，選擇70年代作家 的作品閱讀，是一個恰當?shù)耐黄瓶凇?0年代作家多關注偶發(fā)性事件，故事感強，畫面豐富，不再給人物以貼標簽的方式辨析善惡，而是放大他們的恐懼、孤獨、仇 恨、悲哀感，記錄了普通中國人的精神創(chuàng)傷，以文字的形式銘記當下中國的復雜情境。

　　葛亮是70年代作家的翹楚，他出身書香世家，在六朝古都南京長大，南京是他筆下的“故鄉(xiāng)”、“我城”，他用了兩部短篇一部長篇溫潤卻又克制地書寫這個城市普通人的傳奇。如今，他定居香港，2013年推出新作《浣熊》，寫的卻是一座“他城”。

　　香港是中國最特殊的地理存在，它居于中國的東南角，連接廣東，卻也是通向歐洲的重要驛站。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被徹底改變 了命運，變成了西方世界在中國的試驗田，英國體面地輸入了文明和現(xiàn)代性啟蒙，而一些從大陸逃亡到香港的文人，用懷舊追憶“故國”。一切今非昔比，兩股力量 拉扯下，微弱的香港意識發(fā)芽，但這意識卻又建立在對回歸的恐懼上。直到新世紀自由行的推出，香港變?yōu)榇箨懢用竦穆糜问走x地，在獲得巨大經(jīng)濟效益的同時，他 們本來就單薄的香港意識被逐漸稀釋，變?yōu)閷Υ箨懙牧w慕與憎恨，他們發(fā)明“蝗蟲”這個歧視性的詞語指代掠奪香港資源的大陸人，一時間香港、大陸關系緊張。

　　在這一切復雜的糾葛中，葛亮作為一個赴港定居者，以一個作家的冷靜和體恤看待這座繁華的“他城”。題目《浣熊》是香港遭遇的一場臺風，在帶來強 風與豐沛降雨的同時也帶來一場不期而遇。一個大陸新移民、一個南亞裔青年都是香港食物鏈的最低端，卻要展開一場殘酷廝殺，他們露出尖利的牙齒咬在對方的脖 頸上，疼痛且一擊致命�！逗镒印飞碜溯p盈，不經(jīng)意地出逃卻撞破了這城市的秘密，也蕩漾出了城市人的動物性，或溫良或瘋狂�！稓Ⅳ~》里代表現(xiàn)代文明闖入的劇 組，用聚光燈照亮了古樸的漁村，燈下傳統(tǒng)的家庭漁業(yè)方式和現(xiàn)代的機械化捕撈相互對抗，老一輩村民以極端的方式保護傳統(tǒng)，但新一代卻被電影、明星等現(xiàn)代娛樂 產(chǎn)業(yè)所吸引，他們跌入那個夢幻的光影世界，預示著新一代人既難堅守傳統(tǒng)，又易被現(xiàn)代游戲裁判出局，這是每一個鄉(xiāng)土社會轉(zhuǎn)型所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在香港文學 的譜系里，鄉(xiāng)土社會幾乎無人涉及，它被高樓大廈所遮蔽，葛亮作為一個外來者卻也是一個挖掘者，《龍舟》鬼魅的氣息下，盡顯孤獨的意象，移民的年輕男子和離 島有同樣無根的飄零感。不確定感和不在場感始終籠罩著香港新移民，《退潮》里那個在香港艱難站穩(wěn)腳跟的女子，返回大陸卻遭遇襲擊，顯示出新移民進退兩難的 尷尬境地。

　　葛亮從各個側(cè)面來寫香港，他惟獨放棄的是成功者的角度，而這卻是香港通俗文學大獲成功的秘密——描寫成功者的奮斗和糾葛，這類小說是弱肉強食法則的最佳注腳。

　　雖然是以外來者的角度看待香港，但葛亮卻苦下功夫，考察這座城市的歷史和風俗，香港有多少島嶼、俚語的應用、公車的線路、香港歷史的復雜建構(gòu)， 這些社會學、地理學的知識，巧妙和文學相結(jié)合，使得《浣熊》成為一部“文學香港志”。對于香港的認識，葛亮不光是一個旁觀者，也是一個體味者，他咀嚼出主 人公壓抑的痛苦，替不善言辭的他們傳遞著平凡真摯的感情。像其他“70后”作家善于描繪偶發(fā)事件一樣，葛亮不甘心只做一個冰冷記錄者，他用溫情的筆撥開香 港人冷漠面具下的焦慮與不安，那些被捕捉到的精妙動作描寫，那些精準的方言表達和電影般流淌的情景，都是葛亮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小說家放低姿態(tài)所能達到的理想 效果，他將對生活場景的呈現(xiàn)和對故事的講述相得益彰地結(jié)合在一起，打破了知識分子寫作對意識形態(tài)的強加和農(nóng)民寫作對生活的粗暴吶喊，使得他的小說具有一種 和諧之美。這種古樸的中國氣質(zhì)，被中國光怪陸離的社會現(xiàn)實肢解得破碎，如今在一個現(xiàn)代年輕作家的身上重又得到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