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看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其中一個排隊買書的情節(jié),一下子把我?guī)Щ氐饺嗄昵。在這個信息爆炸、幾乎 “書滿為患”的時代,遙想那個常常一書難求的日子,不覺有些微滄桑之感。
而真正讓人感到時移世易的是,不僅那個如饑似渴、發(fā)憤讀書的年代似已恍然離我們遠去,而且我們的讀書風氣也在悄然發(fā)生另一種不可忽視的變易。
就是說,盡管人們還在閱讀,甚至比30年前讀得更多、更快,但快餐式的、蜻蜓點水式的閱讀,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風尚。認真而完整地讀一本書,讀一本完整的書,如今甚至已是一種奢侈。BBS、微博、微信這些新的媒介,在給我們帶來嶄新閱讀經驗的同時,也把我們的時間和生命體驗切割得零散而瑣碎。而我們自己,也不自覺地開始主動適應乃至沉湎于這樣的零散與瑣碎。
于是我想,這是需要我們提倡“讀好一部書”的時候了!
提倡讀“一部書”,而不是提倡所謂的“博覽群書”,這看起來是與開卷有益精神相9牾的。但連一本書也不能從頭到尾全部讀完,那樣的“博”,又有何益?那至多是使人增加了自我炫耀的“資本”而已,哪里能達到通過讀書慎思明辨、砥礪精神的作用呢?
清代學問家陳澧曾說過一番發(fā)人深省的話:“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边@位東塾先生,直接把讀書人“不肯讀一部書”,與“能使天下亂”聯(lián)系起來,或許會有人以為是危言聳聽。但,他以主張切切實實“讀一部書”,來作為回應世風--特別是士風--敗壞的方法,雖然難免有幾分“書呆子氣”,卻絲毫沒有嘩眾取寵的意思。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所謂“讀一部書”,無非是將一部書“自首至尾讀之”,而不停留在“隨意翻閱,隨意駁難”而已。如此平易的讀書法,難道有什么錯嗎?難道不是對我們的“懶而躁”一個最簡單也最有效的療救嗎?
其實,朱子也早就說過一系列差不多意思的話。比如,他說過:“讀書不要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須看得一書徹,方再看一書”;又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等等。
朱熹和陳澧他們當然不可能預料到我們這個快餐文化的時代,但我們在今天這個尼采所謂的“工作時代”--也即一次想干掉無數(shù)本書的時代,重讀他們的話,卻依然能感到那些樸素話語超越時空的穿透力。說到底,不但“泛觀”與“熟讀”這樣的不同讀書取向,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根本改變;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心或人性的不同類型,也仍舊可以從讀書的取向中,得以窺見端倪。
很顯然,我們提倡“讀好一部書”,當然不是要簡單放棄魯迅先生所說的“隨便翻翻”的自由,我們當然不會。“泛觀”自然也是一種讀書的方式,它無疑也有利于精神的自如舒展。只是,無庸諱言的是,我們與朱子所說的“熟讀”也暌違過久了些。我們的“泛觀”已經接近泛濫的地步,再這樣下去,難免會使得我們的精神渙散,而無法真正集中到認認真真思考一個深入的問題上了。正因為此,我們必須重新從“讀好一部書”開始。
是的,從今日始,從一部書始。
而“讀好一部書”,事實上至少建立在下面兩個前提之上。首先,所謂“讀好一部書”,這里的“一”,意味著“整一”。意味著我們要把某部書看成一個有機整體,意味著我們并不被動接受現(xiàn)代世界所強加給我們的碎片和分裂的現(xiàn)實,而堅信并努力接近世界的“一”與“完整”。只有這樣,只有在生命意志和生活世界中,我們有這種信心乃至信仰,我們才能在知識論層面,把一部書,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把它看成一本“文摘”或“段子”合集,僅僅從書中挑選“對我們有用”的詞語、段落、故事和觀點。或像某些學者所為,用“己見”或已有的知識將一本完整的書肢解,拼合為自己的“學問”。這就好比,不能看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就急于總結孔子的“經濟學”思想;看到王熙鳳協(xié)理寧國府就說《紅樓夢》里也有“管理學”;也不能看到《道德的譜系》就馬上試圖從中尋找尼采的“倫理學”金句那樣。
換言之,要把我們所讀的某部書真正當成一部(!)完整的書來看,把我們自己首先置于該書作者所設定的語境和問題之中,跟隨這部書自身的起承轉合、謀篇布局,從中聆聽并明白作者的意圖。這也就是朱熹所說“只要虛心以求其義,不要執(zhí)己見”的意思。
其次,“讀好一部書”,如前文所說,意味著不刻意求多求全,而是戮力向某一個問題領域的縱深挖掘,以祈求達到“惟精惟一”的境界。用曾國藩所引述的比喻來說就是:“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shù)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當然,正像曾文正公在這里不是要我們“一條路走到黑”那樣,我們提倡心不旁騖地“讀好一部書”,也當然不是要讓自己畫地為牢。如果前面所說的“一”乃是一本書的“整一”特性,那么,這里的“一”,事實上意味著專心致志,意味著集中注意力。而這不僅僅是心理學意義上的注意力,也應該與生命狀態(tài)的“精一”相聯(lián)系。
曾國藩下面這段家書,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問題。他是在討論如何讀一部書,但很明顯,他的這段“讀書法”,也與“正心誠意”的偉大古典精神傳統(tǒng)密切相關:
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若經史之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弊衷E也。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圣人復起,必從吾言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書》)。
曾國藩固然是在經史子集的知識系統(tǒng)中討論問題,或有他的局限性;但是無論讀經讀史還是讀集,在他那里,都明顯是與義理無法分開的。引申說來,無論我們是讀四書五經,還是讀司馬遷、韓愈、朱熹、王陽明,或柏拉圖、修昔底德,讀書這個非常個人化的行為,其實并非小事,因為它是與世界的“一”,也即世界的道與理息息相關的。一部書,自身是一個整體,它也是對道之“大一”的探究與表達。專心致志從一部書出發(fā),才能開啟從小一通向大一的可能。如果我們連一部書的整體都不愿或不能把握,如何還能期望通過我們的努力克服時代精神的支離破碎?如何還能期望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了解并加入世界的整一?
讀書,請從一部書始,請從今日始。
2014年8月再改于京西燕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