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安放處，詩性叢生(孫曉婭)

　　命運給予的別樣詩性

　　王明韻兒時患有耳疾，8歲時一次醫(yī)療事故后開始了漫長的耳鳴折磨：“不想不鳴則已，一鳴至今�！闭\然，若非王明韻的詩集《長愛歌》《身體的十四 行》《放飛的鴿群》《六月雪》《虛構(gòu)的手勢》《廢墟上的歌者》和其主編了10余年的《詩歌月刊》擺立案頭，我無法想象他依然在心智快樂地活著、創(chuàng)作著、編 輯著，正如一位資深醫(yī)生看了他的病例和癥狀后所言：“換了我，有100個我也都跳樓自殺了�！� (《我的妥協(xié)之旅》)畢竟，在與其人、其文、其詩接觸中，我絲毫感受不到蘇珊·桑塔格所說的“生命的陰面”。 王明韻是善于“把幸�？鞓穫鬟f或感染給他人”的人，他的作品并未突出地將疾病作為詩歌畫布上的醫(yī)學圖景，相反，他對生活的歌吟，陽光一般照射和縈繞著我的 記憶，如同他在《聽布拉姆斯的鋼琴奏鳴曲》一詩中所寫“我是多么熱愛閑散、庸常的生活呵/熱愛樹木和禽獸的氣息/當晨禱的鐘聲，灌滿懷抱/每一個飽滿的音 符都讓我魂不守舍”。

　　不是繞避“生”與“存”的危崖，而是從被動到主動地去接近、洞見不可知的苦痛的本源和意義；不是退縮在磨難的消解中，而是加厚人格的熱力和光 亮！究竟是什么使詩人從疾患中站立起來，而不是障礙在病痛的暗影里蛻變病態(tài)的人格？《我的妥協(xié)之旅》用近一半的篇章情志深切地書寫了40載人生揮之不去的 病苦，不再有絲毫幽怨，耳鳴似乎已然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詩人親切地正視、愛憐著這“割舍”不去的病癥。

　　正常狀況下，難中疾病可以成為人精神的檢驗，而且，就在我們的身邊，有那么多身健智殘的人不堪生命之“輕”的敲擊。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 喻》中說，“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疾病作為普遍的生命經(jīng)驗，具有超越時代和民族的特征。這些分 析加重了我對詩人健全、陽光人格形成的探究，甚至有某種好奇的驚異，帶著急迫的求問心理，我迅速閱讀完《我的妥協(xié)之旅》前六章，其間呈現(xiàn)了詩人精神質(zhì)變的 履歷。

　　耳疾伴隨著失眠、頭痛，那些苦不堪言的經(jīng)驗最初在某種程度上異化過、分裂過詩人，他有過 “死亡，死里逃生；耳鳴，卻又如天羅地網(wǎng)，讓我無處可逃”的煩惱、恐怖和痛苦。詩人曾經(jīng)自我傷戮、自我“天問”似的問責，自我摧殘當然徒勞，直到有一天， 詩性的美善、親友的摯愛、人與自然之道讓詩人領悟到尊重與尊嚴，耳疾使詩人對生命價值、生存方式和寫詩的意義等問題的思考深度伸向很多本質(zhì)性的原點，并獲 得了人格實踐的支撐：“疾病，沒人想要的禮物，我收下了，我貯藏�！�

　　誠然，耳鳴在生理方面給詩人制造了永無止息的噪音，可貴的是，這強悍的病魔沒能在詩人的靈魂深處刻印下無法愈合的傷痕，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詩性之 愛，療治了詩人肌體和心理上的創(chuàng)傷，領悟的背后，詩人的精神人格得以堅實地確立并強大起來，詩人以常人無法想象的樂觀和堅毅，熱情地探觸著生命幽微的脈動 和溫度，歷練和提升著情思的純善之美和精神境界。我當然不能說這是王明韻的偏得，但至少，它是命運給予詩人的一種別樣的詩性，我想這可能正是詩人寫出其病 患的潛命題。

　　以良知和責任之槳擺渡詩江湖

　　策蘭將詩人比喻為擺渡人。而海德格爾關(guān)于河流的比喻提示我們，詩人——擺渡人是一種稀有的個體，運送著那些無法言說的原始語言，跨過了沉默的海 灣，到達了詩性的語言中。詩人——擺渡人這一意象，還可以理解為一個人跨越了沉默的障礙。在王明韻身上，詩人——擺渡人的含義被擴大了，因為他還是資深的 詩歌編輯，一個有獨立之精神、無私奉獻的責任心、敏銳的辨析精神和創(chuàng)新魄力的詩歌編輯。每每面對棘手但優(yōu)秀的作品，他擺渡者的引航姿態(tài)尤為鮮明。

　　“《詩歌月刊》選稿用稿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好詩標準�！痹凇段业耐讌f(xié)之旅》中，王明韻真實地記錄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編刊背后的故事，這些史料立 體生動，每一個細節(jié)都吸引著我，在其不著筆墨色調(diào)的書寫中，我感受到了他的機敏、睿智、幽默，他的勇氣、堅執(zhí)、對抗。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寫：“我強迫自己 彎下腰來/撿拾起每一片葉子/并把它們貯藏好/去喂冬天里饑餓的羊群”。

　　想必王明韻從未將自己與擺渡人的形象聯(lián)系起來，因為他的本性是一個喜歡游走的人，游走于詩江湖，游走于天地大野，游走于詩美意美之境。游走本身 是自在的行為，但自在與其身懷不忘的責任心卻緊密連接一體，作為編輯，他秉持著辦好刊的原則，從不屈從。為了辦出優(yōu)質(zhì)的詩刊，他殫精竭慮，煞費苦心。

　　災難帶來反思與修正

　　汶川大地震在中國人民心中激起的哀痛、悲憫、無告、堅韌救援和民族凝聚力，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王明韻在《我的妥協(xié)之旅》中記錄了災難發(fā)生時 他和幾位詩人第一時間的救援行動，他以真實生動的心靈詩寫記錄了詩人們痛徹心腑的悲憫、痛惜、震驚、焦急、堅韌、團結(jié)、永不言棄的心靈反應。其對每一個卑 微的個體生命的珍視、敬畏、同情滲透在樸質(zhì)無華的文字中。最為感動我的不是詩人寫下他與同行在災難中做了什么，而是荷爾德林所說的“人能夠?qū)⒆约褐梅诺剿?人的處境中，把他人的領域變成自己的”。王明韻所記寫的所有災區(qū)隨感，最為本真的出發(fā)點恰恰是這樣：他不自覺地從始至終地“把他人的領域變成自己的”，面 對人類共同的災難，面對災難中死去的同胞和命懸一線等待救援的人們，面對災區(qū)中受難詩友的處境，他用全部的情感和精力投以理解、關(guān)懷；他不僅用語言、也在 用身體和靈魂介入災區(qū)，去支援災區(qū)的人。由此，在《我的妥協(xié)之旅》中有這樣一段對災難中詩人何為的自我拷問和回答：“我，一個詩人，去災區(qū)干什么？奧斯維 辛之后，寫詩是可恥的，我同樣認為，在這地動山揺、災難深重的時刻，如果跑到災區(qū)去寫詩，同樣是可恥的……這樣的時刻，詩人要在場，詩人不能缺席。我們還 商量，不吃災區(qū)一頓飯，不喝災區(qū)一滴水，藥品、食品、飲用水、鞋套、口罩、手電筒等等等等，大到帳篷，小到風油精，災區(qū)需要的物資，能背多少背多少，要實 實在在地為災區(qū)做點實事�！�

　　到了災區(qū)后，王明韻創(chuàng)作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詩作，《我的妥協(xié)之旅》還原了這些詩作的原創(chuàng)背景和元素。從他的隨筆和詩作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所珍 惜的不是自己如何介入了救災實踐，或因此而具備相關(guān)題材創(chuàng)作的資格，而是他如何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滿腔熱血的志愿者，真實真為、盡情盡力地與災區(qū)人民、地震 事件融為一體，毫無作意和功利目的地走入災區(qū)人民的生活，以詩性的方式給受難生命以撫慰。當“別人正在吃，在開窗，或是無聊地漫步……”(W.H。奧登： 《美術(shù)館》)時，他念及的是魯迅的“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guān)”。他的心與身，語言與筆力都維系在民族的公眾的災難中，他對災區(qū)的記寫已然超越 了有專業(yè)意識的詩人近乎本能的創(chuàng)作反應和普通意義上的關(guān)注民生的詩作，同時，他還告訴我們，詩人不僅僅是精神的貴族。

　　詩歌是否能夠以及如何去表現(xiàn)重大的社會題材，在王明韻的寫作中已經(jīng)不顯重要了。作為詩人，他表現(xiàn)出強烈的公共關(guān)懷、公共良知和積極樂觀、慈愛悲憫的社會參與精神，他在自覺自為地關(guān)注生命、思考災難、悼念受難者、反思自身，他在詩性地堅守著詩人的天職。

　　“我的生活，將慢下來。我的生命，將在‘慢’中獲得救贖。”(《我的妥協(xié)之旅》)詩歌作為一種自我修正之道，詩性則是這道上終極的光輝，詩性的 神光打開了詩人擁擠、緊張的生命維度，詩人開始反思生存的自在方式，靈魂的大境界。他幽默苦難，幽默困境，幽默忙碌，在雜草叢生處尋悟非秩序的自然之美。 在與自然、生物接近通融的過程中，詩人領悟到觀心自在：向草木學習，調(diào)試生命和詩歌的節(jié)奏。原來，王明韻的妥協(xié)，就是向自我、向疾病、向命運、向世界敞開 心扉，他欲開啟的是放松、再放松些，敞開、再敞開些的詩性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