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文學審美的高標準(陳美蘭 汪樹東)

　　陳美蘭：近一個時期以來，我經(jīng)常聽到這么一種慨嘆：在繁茂駁雜的文學創(chuàng)作面前，文藝批評“失語”了，或是說，“文藝批評生態(tài)面臨著危機”等等。究竟實際情況如何，應該如何面對？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

　　汪樹東：是的，我也注意到，近年來文藝界對當前文藝批評的現(xiàn)狀確實有許多不滿之處，一些文學批評家也不斷地自我反思。全國許多報刊也相繼刊發(fā)了探討當前文藝批評現(xiàn)狀的文章，引起了全社會的一定關注。所以，我們來議論一下這個話題，也許是有意義的。

　　陳美蘭：其實，對于所謂“失語”說或是“危機”說，我并不完全贊同。遠的不說，就是近些年來，我認為文學批評還是相當活躍的，在文藝批評領域可以說是多路人馬，并駕齊驅，形式多樣，各抒己見。

　　由于隊伍構成的多樣和龐雜，當前文藝批評活動較之以往有著明顯的不同特點，那就是批評聲音的“多聲部”現(xiàn)象。這種“多聲部”自然是來源于今天社會的多元化狀態(tài)，同時也來源于參與文藝批評的批評者自身的不同狀況。首先是批評者的知識構成、文藝觀念的不同，對文藝功能各有理解、對審美趣味的追求各有差異，因此對同一部作品價值的評判往往會發(fā)出不同的聲音。其次是批評者個人的社會閱歷各有差異，對中國歷史過程的認知與感受不同，也會造成藝術鑒賞時心態(tài)和情感的極大反差，最近我在影院觀看《歸來》，當畫面出現(xiàn)陸焉識回到家門口說“我回來了”時，我注意到劇場里有輕輕的抽泣聲，但也傳來了一陣輕松的笑聲。當時我頗受震動，也真切感受到現(xiàn)在人們接受作品時竟有如此大的不同反響，而這種接受“反差”卻常使一些優(yōu)秀作品因受到莫名的沖擊而處在冷落的位置，這是我以往很少經(jīng)歷過的。還有一種更普遍的現(xiàn)象是，由于參與文藝批評的批評者所持的評論目的不同，所發(fā)出的批評聲音也往往帶有某種“實用”性，如一些意在宣傳目的只說好話的“研討會”，一些為了推銷產品的商業(yè)性夸張的媒體告白，常常會把一部平庸、無彩之作打扮得“花團錦簇”。而且這些批評聲音往往更占有媒體強勢而令人炫目。這種“多聲部”現(xiàn)象可以說是今天誰也無法阻擋的文藝批評領域的一種自然生態(tài)，也許很難使人適應。聽說有作家甚至聲言“拒絕看評論”，但這種自然生態(tài)能人為地去改變嗎？我看很難。作為文藝工作者，無論是從事創(chuàng)作還是從事評論，只能清醒地面對。

　　汪樹東：這種自然生態(tài)的存在，不等于我們無所作為。在清醒面對的同時，更要積極作為。就當前文學的現(xiàn)狀而言，在無序的“眾聲喧嘩”中缺乏主潮、缺乏權威、缺乏經(jīng)典，也是不言自明的，

　　陳美蘭：的確如此。盡管當今彌漫的后現(xiàn)代思潮是要打倒中心主義，不要權威的，但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不能不要經(jīng)典吧？那么，如何去發(fā)現(xiàn)“經(jīng)典”？如何去發(fā)現(xiàn)我們這個時代的“標桿”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藝評論家、文學研究者的責任了。

　　汪樹東：我們需要真正認識文藝批評的定位和價值。作家以社會生活、個人體驗為素材，寫出抒發(fā)個人感情、表達其獨特人生體驗的文學作品，自然是一種創(chuàng)造活動；文藝批評家評論作家的作品，表達他對這個世界的獨特理解，無疑也是一種創(chuàng)造活動。在創(chuàng)作、閱讀、批評的文學活動中，文藝批評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環(huán)節(jié)。沒有及時有效的文藝批評，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如何才能從浩如煙海的作品中脫穎而出呢？普通讀者如何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深刻內涵呢？作家又如何才能不斷調整好自己的創(chuàng)作軌道，進入更好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中呢？文藝批評就是要通過愛憎分明的批評來維護文學的高尚標準，維護精神的自由和獨立，維護世道人心的尊嚴和超越。

　　特別是在今天對于生產過剩、泡沫泛濫的當前中國文壇而言，認真嚴肅的文藝批評的獨立價值就顯得尤其珍貴。如果沒有大膽的文藝批評家站出來，敢于堅持文學自身的高尚標準，那些文學泡沫就會徹底淹沒真正富有價值的文學佳作，讀者的閱讀趣味就會每況愈下，整個民族的精神品位就會每況愈下。在這方面，德國批評家拉尼茨基也許是一個榜樣，他的批評活動總是面對讀者，堅定地崇尚啟蒙精神，底氣十足，他還把本雅明的話 “能夠毀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評家”視為座右銘。

　　陳美蘭：本雅明的話也是夠尖銳的。細想起來也有道理，泡沫不除掉，清澈的溪流何以顯現(xiàn)其秀美？

　　汪樹東：排開泡沫，就是要堅持文藝批評的基本的價值標尺。假若一些批評家沒有建立起或者放棄了自己鮮明的審美標準，更不要說以人文精神為旨歸的價值標準了，倘若盲目地屈從于某種權力，或是屈從于金錢，有意無意地放棄了文藝批評的獨立性，就無法通過文藝批評給社會展示出高標出塵的文學樣板、精神標尺。

　　陳美蘭：所以，現(xiàn)在談論如何面對當今文藝批評的生態(tài)問題，我覺得首要的還是要重視批評家自身的素質。

　　汪樹東：文藝批評家首先對廣闊生動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需要有感性的把握興趣和理論的提升能力。文藝批評最終應該是通過對文藝作品、文藝現(xiàn)象的批評來與社會現(xiàn)實對話，文藝批評家應該對火熱的社會現(xiàn)實充分敞開胸懷，主動地把握其主脈。但我覺得當前的許多文藝批評家總是停留在狹隘的文本批評層次上，很少主動打通文藝作品和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隱秘通道，很少揭示和論述那些尖銳的、富有挑戰(zhàn)性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因此，當前文藝批評就會日益喪失了文藝批評應有的社會效應和公信力，引不起社會的興趣。

　　陳美蘭：文藝批評家如何建立起自身的知識結構也很重要。我們這一代批評家，知識結構比較單一，這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教育給我們留下的缺陷。而現(xiàn)在比較年輕的批評家，對新潮理論的接受很敏感，愛仿效，但對中外文化歷史的吸納，對中國和世界文學歷史發(fā)展作比較深入的把握 似乎還有點欠缺，所以對一種文學現(xiàn)象的透析、對一些作品的評判，往往還不是很到位。

　　汪樹東：任何文學作品總是在歷史的綿延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要準確地批評它，文藝批評家自身也需要建構出相對完善的文學史坐標系統(tǒng)。但是當前的專業(yè)劃分限制了文藝批評家的文學視野，往往搞當前文藝批評的人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難有深入把握，這種情況對于文藝批評家來說是極為不利的。沒有完善的文學史坐標系統(tǒng)，我們到底如何審視眼前的文藝作品呢？如何給它們準確定位？怎么知道它們的價值呢？這也就是近年來若干批評家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還是“達到最高水平”的爭論的根源所在，因為雙方用以參照的文學史坐標系統(tǒng)迥然不同，或者根本就漠視坐標參照

　　陳美蘭：你說的這個文學史“坐標系統(tǒng)”確實很重要，有這個基礎，評判一部作品、分析一種現(xiàn)象就有了底氣，不會說些似是而非的話，不會人云亦云�，F(xiàn)代文學史上有個事例一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傅雷對張愛玲作品的評論。上世紀30年代，當張愛玲作品風靡市場，受到各方熱捧時，傅雷的評論卻不同凡響。他在肯定張愛玲作品深刻的人生觀、真實的生活體驗、熟練的文字技巧和活潑豐富的想象力的同時，更尖銳地指出她的創(chuàng)作一輩子都無法走出“簪纓望族與洋場社會”，而且“深深被它所掩埋”，“無法與大社會溝通，很容易就會停止藝術生命”。這些評價在當時可謂空谷足音，直到今天，當新一輪“張愛玲熱”開始冷卻以后，再來重溫傅雷的評價，就越發(fā)感到文學評論穿越歷史時空的力量。我想，這無疑是與評論家深厚的文化功底和開闊視野分不開的。

　　汪樹東：文學批評家的敏感性培養(yǎng)更是非常必要。只有讓自己對文學發(fā)展勢態(tài)保持高度的敏感，才有可能對一種新出現(xiàn)的文學現(xiàn)象、文學潮流、文學創(chuàng)新迅速地把握其動向，析解其內質，及時作出理論呼應。20世紀80年代文藝批評與創(chuàng)作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很值得我們回味。那時每個文學浪潮，作家和文藝批評家基本上都是精誠合作、及時互助、共同參與的。像朦朧詩剛出道時，就頗受社會上較為守舊的審美習慣勢力的責難，是謝冕、孫紹振等文藝批評家及時站出來，為他們正名，以新的美學原則果敢地為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作辯護，隨后才慢慢被大眾接受。至于后來的尋根小說、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先鋒文學等浪潮無不如此。作家敢于創(chuàng)新，文藝批評家也非常敏銳，感應著社會大潮和文學現(xiàn)實的脈動，敢于向陳舊的意識形態(tài)和陳舊的審美觀念挑戰(zhàn)，呵護文學新人新現(xiàn)象，及時發(fā)掘富有文學史價值的文學佳作。因此，當時的文藝批評既深受社會大眾的歡迎，也使敢于探索創(chuàng)新的作家獲得了強大的支撐力。大概每一個在20世紀80年代成名的作家背后都會有一段和文藝批評家切磋文學問題、探討社會大潮的美好記憶。

　　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尤其人文精神大討論之后，一些文藝批評家似乎淡漠了把握現(xiàn)實的敏感度，或者被市場經(jīng)濟的世俗化浪潮裹挾而去，或者遁跡于高校的學術體制中，對當前豐富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缺乏耐心細致的梳理和打撈，對那些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年輕作家也缺乏及時的關注和推薦。一旦對國家權力體制的異化力量喪失了警惕，對市場經(jīng)濟的意識形態(tài)缺乏敏銳的反思和辨析，這樣，文藝批評家自然很難給作家提供充分的精神啟示了。

　　陳美蘭：當然，除了注意自身素質的提高之外，實事求是地說，當前文學批評家確實也有一些實際問題需要應對，我們也不能不正視。

　　汪樹東：是的，這點我更有直接感受。就更大的社會土壤而言，世俗化、功利化的熱風本來就在無情地銷蝕著人們精神的超越性和獨立性，文藝批評家也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人，奢望他們堅守時代精神的燈塔也的確是強人所難啊。而且由于出版媒體的日益開放、發(fā)達，作家越來越多，作品也越來越多，光是長篇小說每年就出版幾千部，面對如此龐雜的文學現(xiàn)象，即使再強悍的文藝批評家也會感到茫然無所適從。此外，就文藝批評家的自身處境而言，寄身作協(xié)、文聯(lián)的批評家往往會受制于無所不在的人情負累，有時難以在批評中直言；高校的批評家則會受專業(yè)的限制、體制生存的限制而日益喪失關注現(xiàn)實、精神創(chuàng)造的興趣，轉而沉湎于無節(jié)制的學術話語操作中；至于民間業(yè)余的網(wǎng)絡批評者往往受自身的學養(yǎng)、時間和精力所限，難以持之以恒地進行有效批評。

　　陳美蘭：批評家面臨的挑戰(zhàn)和困境，其實我們也會感同身受。也正因此，我們更應該認真思考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有所作為。

　　汪樹東：當前的文藝批評家必須對自己的批評事業(yè)有一種理性的自覺，要認識文藝批評的真正尊嚴和標尺何在。在這個唯新是從、多變善變的時代，文藝批評家更要知道堅守的可貴，要堅守文學審美的高標準，要堅守人文精神的高地，要堅守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文藝批評家更要知道，真正的文藝批評其實就是批評者獨特個性的創(chuàng)造性展示，不要讓自己的批評個性淹沒在無原則的贊美或否定之中。

　　陳美蘭：現(xiàn)在文藝評論界經(jīng)常在探討如何展開有效的文藝批評，也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人們都敏感地意識到在媒介發(fā)生大變革的時代，在面臨過去我們所沒有經(jīng)歷過的數(shù)字化時代，文藝批評的理念、策略、進行方式都應該有所變化，特別是當網(wǎng)絡成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新平臺后，評論家急需要在知識更新、審美趣味的調整上作新的適應，這些警覺和呼吁無疑是正確的，否則，在面對創(chuàng)作界中一大批文學新人的新創(chuàng)造，特別是面對大眾消費文化背景下的既豐富又蕪雜的各類寫作，我們就會手足無措，難以應付，難以使批評獲得“實效性”。但我也認為，在注意批評策略、批評方法的多樣性與靈活性的同時，保持批評立場的鮮明性、堅定性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能讓“多樣”變成“蕪雜”，讓“靈活”變成“虛無”。堅持批評立場的支撐點，從社會層面來說，就是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從文藝層面來說，就是真、善、美。無論對于紙質文本還是網(wǎng)絡文本，我認為都應該持同一立場，持同一價值觀。不能因為它是某一新的創(chuàng)作品種，而對此有所放棄。我始終認為，文藝批評家對于他的評論對象，自然要有闡釋力，也就是通過對作品或現(xiàn)象的闡釋，讓讀者比較準確地把握其內容實質；但闡釋不能停留在單純的趨同，批評家更需要一種辨析力、鑒別力，要對他的評論對象精神的高下、藝術的優(yōu)劣作出有說服力的辨析。前面你曾提到有些評論往往成了表揚稿或作品的講解詞，我覺得問題正在于此，只是去為作家闡釋他的作品，而缺乏有力度的辨析。現(xiàn)在我們不是在探討文藝批評的實效性嗎？我以為這是體現(xiàn)批評的實效性的最重要之點。

　　汪樹東：文藝批評要真正有所作為，我覺得還是應該從扎扎實實的工作開始。面對越來越多的作家，越來越多的文學樣式和作品，再指望出現(xiàn)統(tǒng)觀全局、一言九鼎、權威式的文藝批評家已經(jīng)不現(xiàn)實了。

　　陳美蘭：確實，每位評論家他們所掌握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接觸的文學作品也畢竟相當有限，所以一些掃描式的評述，往往顯得浮光掠影，難以中的；而一些總攬式批評所概括出的問題，也容易使人生疑，很難起到一呼百應的效果。

　　汪樹東：所以我覺得文藝批評家也許不得不再次確定相對固定的批評對象和批評領域，在自己的批評范圍內堅守文學的高標準。關注莫言、賈平凹的文藝批評家可以持之以恒地關注莫言、賈平凹，關注網(wǎng)絡文學的文藝批評家可以持之以恒地關注網(wǎng)絡文學，關注“80后”作家的文藝批評家可以持之以恒地關注“80后”作家。力爭在這相對固定的批評領域，取得有效的批評成果，取得權威性的發(fā)言權。當越來越多的文藝批評家能夠在自己相對固定的批評對象和批評領域中展開有效的文藝批評時，整體的文藝批評也就越來越有效了。

　　陳美蘭：我還想補充一點。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文學的地域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西北地區(qū)的文學與東南地區(qū)的文學，中原地區(qū)的文學與東北地區(qū)的文學，都有各自的文化基因，作家的精神氣質、文化傳承、藝術旨趣其實都有很鮮明的差異，起碼是同中有異。文學批評關注不同地區(qū)文學的特色，彰顯其成就突出的代表性作家，也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像最近四川大學的一個研究中心就以阿來為突出代表的藏區(qū)文學作為關注對象，并定期出版專題性的文藝研究和評論刊物，這種扎實的評論活動，頗給我們啟示�？傊�，當我們分別對一些重要作家、一些重要的文學群體、一些各有特色的地區(qū)文學有相對固定的深入研究，這樣，對我國當代文學的宏觀性的整體批評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就可以更準確地把握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的脈搏，更清晰地發(fā)現(xiàn)它的創(chuàng)新點、突破點，也可以真正找出某些阻礙文學發(fā)展的癥結所在。這樣文學批評的功能才會更好地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