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婭·阿爾瓦雷斯：在文學中釋放被壓抑的聲音(李保杰)

茱莉婭·阿爾瓦雷斯

從左至右： 《我們自由之前》  《加西亞家的女孩 不再帶口音》 《蝴蝶飛舞時》

　　茱莉婭·阿爾瓦雷斯(Julia Alvarez，1950-)是多米尼加裔美國作家，為美國讀者熟知，且受到美國文學評論界的廣泛關(guān)注。阿爾瓦雷斯是美國拉美裔作家中的佼佼者，成名較 早，與墨西哥裔作家桑德拉·希斯內(nèi)羅絲、古巴裔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亞并稱為最有影響力的拉美裔女性作家。和曾獲普利策獎的朱諾·迪亞斯一樣，阿爾瓦雷斯 的作品獲得了巨大的商業(yè)成功，同時也是美國多元文化文學研究中的熱點。

　　茱莉婭·阿爾瓦雷斯1950年3月生于美國紐約，3個月時隨父母回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國。阿爾瓦雷斯家族屬于多米尼加上層精英，她的外祖父曾經(jīng)擔 任駐聯(lián)合國的文化官員，多位家族成員在特魯希略政府中擔任要職。茱莉婭童年時養(yǎng)尊處優(yōu)、無憂無慮，但10歲時，她的父親參加了推翻特魯希略獨裁政權(quán)的地下 變革運動，因為計劃暴露而遭到秘密特務(wù)組織的調(diào)查。為了避免迫害，阿爾瓦雷斯一家緊急移民美國，從特權(quán)階層淪落為一無所有的外來移民。生活境遇和身份的驟 然變化促使茱莉婭·阿爾瓦雷斯在閱讀中尋找心理慰藉，逐漸通過寫作來傾訴心曲。25歲時，阿爾瓦雷斯獲得紐約州雪城大學文學寫作碩士學位，走上專業(yè)寫作的 道路，在明德學院任駐校作家。

　　阿爾瓦雷斯是位多產(chǎn)作家，迄今已經(jīng)出版20余部作品，包括詩歌、小說、兒童文學和散文。最早的作品是1984年出版的詩集《回家》 (Homecoming)，并未引起太大反響。而1991年的小說《加西亞家的女孩不再帶口音》(How the Garcí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獲得廣泛好評，同時奠定了多米尼加裔文學在美國文學中的地位，開始進入文學批評視野。此后阿爾瓦雷斯陸續(xù)出版多部作品，如長篇小說《蝴蝶 飛舞時》(In the Time of Butterflies，1994)、《悠！》(Yo!，1997)、《以莎樂美之名》(In the Name of Salomé，2000)、《拯救世界》(Saving the World：A Novel，2006)，以及兒童文學《我們自由之前》(Before We Were Free，2001)等。據(jù)《圖書館雜志》報道，《加西亞家的女孩不再帶口音》被選入紐約三大圖書館聯(lián)合推薦的“21世紀新文學經(jīng)典”推薦名單；《蝴蝶飛 舞時》出版后第二年獲得全國書評家協(xié)會獎提名，2000年被好萊塢拍成同名電影。

　　阿爾瓦雷斯家族的歷史和移民經(jīng)歷直接受到多米尼加政治局勢的影響，所以，與朱諾·迪亞茲等生活在多米尼加社會中下層的作家相比，茱莉婭·阿爾瓦 雷斯更容易感受到政治對人們生活的沖擊，她的文學書寫往往取材于相關(guān)的政治或者歷史主題，帶有鮮明政治色彩。阿爾瓦雷斯在談及歷史時提到，雖然特魯希略獨 裁統(tǒng)治已結(jié)束了半個世紀，中間政權(quán)幾經(jīng)更迭，但當時許多史料仍未能公開，歷史的真實面目并未顯現(xiàn)，因此那個時代最終“只能通過(文學)虛構(gòu)來理解，只能通 過想象來彌補”。對于茱莉婭·阿爾瓦雷斯這樣的流散者而言，被迫移民，與自我的過去驀然割裂，文學想象的確成為連接過去和現(xiàn)在的橋梁，并提供心理補償。阿 爾瓦雷斯的多部小說都是以這樣的歷史為背景創(chuàng)作的。

　　多米尼加共和國的近現(xiàn)代史充滿了苦難、動蕩和暴力。多米尼加1844年推翻西班牙殖民統(tǒng)治，建立共和國。但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殖民歷史的影 響尚未肅清，美國也對多米尼加虎視眈眈，因而多米尼加國內(nèi)政局一直動蕩不安。1930年，拉斐爾·特魯希略在美國的扶持下發(fā)動軍事政變，開始了長達31年 的家族獨裁統(tǒng)治。期間雖在公共設(shè)施和民生保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特魯希略家族控制國家命脈，在經(jīng)濟上壟斷支柱產(chǎn)業(yè)，政治上實行軍事獨裁、建立遍布全國 的特務(wù)網(wǎng)，神化“元首”的獨裁統(tǒng)治，禁止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到20世紀60年代初，國內(nèi)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大，特魯希略最終被暗殺。但反對派未能掌握軍 權(quán)，特魯希略的弟弟�？送袪柡蛢鹤犹m菲斯最終控制了局勢，在全國范圍內(nèi)展開瘋狂報復(fù)，多米尼加共和國再次陷入暴力和流血沖突。特魯希略家族的統(tǒng)治結(jié)束后， 國內(nèi)政局始終動蕩不安。1962年選舉獲勝的胡安·博什任期未滿一年，即被“美國策動的政變推翻”；隨后拉斐爾·特魯希略的門生華金·巴拉格爾多次出任總 統(tǒng)，先后長達24年，執(zhí)政理念與特魯希略時期并無實質(zhì)差別。直到本世紀初，特魯希略時期的影響才逐漸淡去。然而，這段歷史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影響并未消除， 一些人的生活因此發(fā)生了永遠的改變，有些人因為不甘忍受強權(quán)暴力而家破人亡，也有些人被迫遠走他鄉(xiāng)。“特魯希略政權(quán)”已成為眾多文學作品廣為采用的歷史背 景，通過文學書寫重構(gòu)個人歷史或民族歷史的書寫策略十分常見。類似的文本還有巴爾加斯·略薩的《公羊的節(jié)日》、朱諾·迪亞茲的《奧斯卡·瓦奧短暫而奇妙的 一生》和艾德偉奇·丹提凱特的《刈骨》。

　　對于在強權(quán)掌控下的近當代多米尼加而言，官方歷史更加撲朔迷離，文學敘述作為歷史想象的重要手段，填補了歷史書寫中的諸多空白，凸顯出人們、特 別是普通人對過去的思考。茱莉婭·阿爾瓦雷斯多年來一直致力于通過文學書寫重構(gòu)多米尼加歷史，發(fā)掘被強權(quán)和暴力所湮沒的弱者的聲音，使他們得以發(fā)聲。在 《蝴蝶飛舞時》的后記中，阿爾瓦雷斯道出了文學書寫的意義：“我希望這本書能加深北美人對你們的理解——你們所忍受的噩夢和失去親人的悲痛……”

　　阿爾瓦雷斯在訪談中提到，《加西亞家的女孩不再帶口音》和《我們自由之前》取材于她的家族歷史。兩部小說都屬于女性成長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 事，多角度講述女性主人公在人生特定階段的成長。從兩部小說開頭的族譜可以看出，它們在人物和故事情節(jié)之間具有連貫性。《加西亞家的女孩不再帶口音》中人 物的族譜顯示，約蘭達的母親勞拉來自托雷斯家族，他們一家和芒多舅舅、阿圖羅舅舅、咪咪姨媽等一起住在外祖父建造的大院子里。而《我們自由之前》開篇寫勞 拉一家緊急移民美國，之后家里發(fā)生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事件。隨著一個個謎團被逐漸揭開，勞拉的侄女阿妮塔也經(jīng)歷了家破人亡、背井離鄉(xiāng)的痛苦。如果將兩部作品 放在一起研讀，讀者基本能將加西亞姐妹和她們表妹阿妮塔的故事串聯(lián)起來�！队�！》則完全從約蘭達的角度，講述她成為作家、用文學想象建構(gòu)自我身份的故事。 如此說來，約蘭達更接近于作者阿爾瓦雷斯，代表了作者對自我的審視，既描寫了作家在文學寫作中的心理體驗，同時也對自己的寫作進行了批評。

　　《加西亞家的女孩不再帶口音》以加西亞四姐妹的視角講述她們隨父母倉促移民美國以及文化適應(yīng)過程。小說采用了倒敘手法，從1989年約蘭達回多 米尼加共和國探望幾位寡居的舅母，到1956年特魯希略政權(quán)后期約蘭達一家緊急避走美國，前后有30多年的時間跨度。小說敘述者為約蘭達·加西亞，采用第 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互切換的敘事角度，講述姐妹四人在學業(yè)、事業(yè)和愛情上的挫折和成長，以及她們在“美國化”的過程中與父母關(guān)系的變化。在多米尼加的傳統(tǒng) 父權(quán)制社會中，父親卡洛斯是一家之主，代表最高權(quán)威。他曾為了國家的自由和民主而戰(zhàn)，卻不能容忍家里的女人們否定他的權(quán)威。來到美國后，孩子們開始接受美 國所宣揚的自由與平等，不再想按照父親設(shè)想的方式去生活。姐妹四人的變化令父母擔心不已，“我們的變化讓爸爸媽媽開始擔心女兒們會被美國化”。父親最喜愛 的小女兒菲菲從大學輟學，拒絕做父親期望的“職業(yè)婦女”。后來父親曾偷看菲菲的情書，得知真相后的菲菲憤怒之極：“你沒有權(quán)利，你根本沒有權(quán)利翻我的東 西、看我的信”。對父親權(quán)威的公然否定導(dǎo)致了父女反目，6年間二人形同陌路。不僅如此，母親勞拉也開始接受男女平等的觀念：“在老家，任何質(zhì)疑權(quán)威的悄悄 話都可能招來開“黑色大眾”的秘密警察。但這里是美國，人們能說出自己的想法”。卡洛斯聽到女兒和妻子的“自由宣言”時，感覺被妻女背叛了，她們辜負了自 己的付出，認為這些不幸皆源于移民經(jīng)歷，是美國改變了她們。小說還寫到加西亞姐妹們的文化適應(yīng)過程，她們改掉了帶有濃重西班牙語口音的英語，融入到美國社 會，卻與父親所代表的多米尼加文化漸行漸遠。

　　《我們自由之前》被譽為拉美的“安妮日記”，小說采用日記體，以12歲的多米尼加少女阿妮塔·托雷斯的視角，講述了獨裁和暴力對兒童的傷害。小 說以第一人稱敘述為主，中間穿插阿妮塔的日記，記錄了爸爸被捕后她和媽媽藏身朋友家衣櫥的日子。該書獲得了2002年美洲青少年兒童文學獎和2003年美 國圖書館協(xié)會青少年文學獎。茱莉婭·阿爾瓦雷斯說，她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初衷有二：一是家人和朋友曾有阿妮塔那樣的痛苦經(jīng)歷，她的叔叔參加反對特魯希略政權(quán)的 民主運動而被殺害，她的堂姐妹由此失去父親。另外一方面，她也希望通過寫作展示出這段歷史中兒童在暴力和恐怖的陰影下所遭受的創(chuàng)傷，讓廣大讀者了解多米尼 加人民的犧牲：“對那些在壓迫、恐怖和暴力環(huán)境下成長的兒童來說，他們被剝奪享受童年的權(quán)利，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像別的孩子一樣享受被呵護的幸福，不能相信 自由，不能企盼善良，不能無憂無慮地心懷希望和夢想。當然，其中的許多孩子忍受著喪親之痛：作為社會成分的家庭遭到破壞，也使他們失去了父親、母親、嬸嬸 或者叔叔”。

　　在《蝴蝶飛舞時》中，作者則完全跳出了個人經(jīng)歷的窠臼，通過文學想象再現(xiàn)了代號為“蝴蝶”的多米尼加民族英雄米拉瓦爾四姐妹的故事。米拉瓦爾姐 妹出身于富裕的大農(nóng)場主家庭，積極參加民主變革運動，最后被特魯希略的特務(wù)暗殺，這一事件在多米尼加國內(nèi)引發(fā)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加速了特魯希略政權(quán)的覆滅。 《蝴蝶飛舞時》講述了米拉瓦爾姐妹如何從富家小姐成長為女英雄的生命軌跡，以文學虛構(gòu)的方式重構(gòu)了歷史空白，如作者所言：“米拉瓦爾家姐妹是我的創(chuàng)造，是 虛構(gòu)的，但是我希望，我的敘事忠實于真正的米拉瓦爾家姐妹的精神”。小說從米拉瓦爾四姐妹中惟一的幸存者狄狄接待一位美籍多米尼加作家，給采訪者講述姐妹 們的成長而展開，通過狄狄的回憶展開敘事，正如當年父親所預(yù)言的：“她會給我們所有的人送終”。狄狄雖是幸存者，但一直生活在痛苦和空虛之中，“我聽到的 是我自己的呼吸聲，還有我看到他們都在那里，像雕塑般一動不動，媽媽、爸爸、米內(nèi)瓦爾、瑪·特、帕特里亞，我心想還缺了誰。我將他們數(shù)了兩遍才意識到—— 缺的人是我，狄狄，是我呀，幸存下來講故事的那個”。在這部作品中，茱莉婭·阿爾瓦雷斯雖然選擇了不同類型的人物，但是繼續(xù)了之前的主題——通過文學想象 將被壓抑的聲音釋放出來，使受難者的心聲得以吐露。

　　茱莉婭·阿爾瓦雷斯用語言和文字踐行了多米尼加裔作家的責任。她說，“我是多米尼加-美國人，我還是作家。我發(fā)現(xiàn)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身份中的這個 連字符號，這是兩個世界碰撞和相交的地方�！彼�以獨特的經(jīng)歷和敏銳的社會歷史視角，書寫了多米尼加人的故事，也書寫了多米尼加移民的歷史，構(gòu)建不同于官方 歷史的另外一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