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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國天文學家、科普作家卡爾·愛德華·薩根在其成名作《宇宙》一書中寫道:“地球上沒有其他物種在做科學研究。迄今為止這完全是人類的發(fā)明, 這是大腦皮層通過自然選擇演化而來,只為一個簡單的理由:它奏效。它并不完美,它會被濫用,它只是一種工具,但目前它是我們所持有的最好工具——自我糾正、不斷發(fā)展、用于一切!币虼,在發(fā)達國家,多數(shù)人對科學技術均持肯定的態(tài)度,公眾期待從科技人員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中獲益。譬如,一旦一些消費品被聲稱為“經(jīng)過科學檢驗”或“被科學證實”的話,人們對其信心便會增強;對轉(zhuǎn)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爭論,略見一斑。
科學的興起,結(jié)束了中世紀的愚昧和黑暗。如果說科學是“黑暗中的燭光”的話,那么科普就是讓“燭光”普照天下的不二法門。事實上,在科學發(fā)展初期,科學研究和科學普及一直是并駕齊驅(qū)的,從哥白尼的日心說到達爾文的演(進)化論,都不是僅供象牙塔里的科學家們“把玩”的,而是為大眾所廣泛關注的話題!段锓N起源》是寫給包括科學家在內(nèi)的所有人看的,盡管它涵蓋了博物學、地質(zhì)學、生物學、生態(tài)學、行為科學等諸多領域的繁雜內(nèi)容,卻寫得深入淺出。故該書通俗但不流于膚淺、生動而不失嚴謹、語出平凡卻又不失科學正典之莊重。赫胥黎則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另一位科普大師,他曾以“粉筆的由來”為題,給英國的煤礦工人們講述白堊的形成、煤系地層以及英國的地層古生物學。近一個世紀前,英國達西·湯普森爵士的名著《生長與形態(tài)》問世,一直被譽為科學與文學結(jié)晶的光輝典范。愛因斯坦曾用生動有力的例子,來解釋其相對論中一些頗難理解的概念,更為大家傳為美談。諾獎得主、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歐內(nèi)斯特·盧瑟福曾說過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不能向酒吧的侍應生解釋清楚的理論,都不算是好理論!痹谥袊瑥聂斞搁_始及至竺可楨、華羅庚、楊鐘健、高士其、葉永烈等先生,都對科普工作做出過重大貢獻。
自二戰(zhàn)以來,科學有了迅速的發(fā)展,分支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細,許多科技新知,不僅大眾難以及時了解,甚至于連專業(yè)之外的科研人員也不可能全面關注和深入了解,這就提高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時,隨著政府加大對科技事業(yè)的經(jīng)費投入,科普工作又有了新的社會責任和功能。換言之,現(xiàn)在的科技人員不僅有義務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分享科學的美妙和研究的樂趣,而且有責任通過科普的方式感謝和回饋納稅人的支持、提高民眾的科學素養(yǎng)、激發(fā)民眾的科學思維、警示民眾對偽科學與反科學的識別和抵制、為政府的公共事務決策提供科學咨詢等等。最著名的一例是,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于1962年出版了《寂靜的春天》,立即引起了人們對農(nóng)藥污染環(huán)境的極大重視,十年后美國全面禁止將DDT用于農(nóng)業(yè),這種科普無疑是拯救環(huán)境、造福人類的一個典范。另一方面,科研人員通過科普活動中的著述、演講、為科普影視做咨詢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合法的經(jīng)濟收益,而像薩根、霍金、古爾德(《熊貓的拇指》作者)、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作者)這些科普大腕們的科普收益,更是十分豐厚可觀,這種激勵機制造成了發(fā)達國家科普事業(yè)的欣欣向榮和良性循環(huán)。
反觀中國的情形,并不樂觀。在“科教興國”的口號下,盡管科學事業(yè)有了巨大和長足的發(fā)展,尤其是近年來,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對科研人員的鼓勵辦法,使中國迅速變成了科技論文大國;然而,科普事業(yè)卻成了這只木桶上的短板。首先,科研人員從事科普工作,不僅得不到鼓勵,反而常常會被視為不務正業(yè),在職稱評定、課題申請上,科普作品都難登“大雅之堂”;不僅如此,在各種鼓勵機制水漲船高的情況下,科普作品的稿酬卻依然出奇的低微,造成了科研人員不太熱心科普事業(yè)的現(xiàn)狀。盡管尚有一些從事科普工作的人在不懈努力,并時有佳作問世,但總的說來,原創(chuàng)科普佳作遠少于譯介作品;而翻譯稿酬更低,難以吸引高水平的譯者,因此市面上有不少低劣的科普譯作。相比大陸,臺灣的情況更好一些,有不少質(zhì)量較高的譯作。希望有關方面對這一差距予以深思,并推出新規(guī)、繁榮科普,若果如此,則是中國民眾之大幸,更是求知若渴的青少年讀者們之大幸。
科普這塊陣地,科學家們不去占領,偽科學和反科學的勢力就會去占領。例如,在美國,神創(chuàng)論與演化論之間的斗爭,從未偃旗息鼓。我新近翻譯了《物種起源》第二版并編著了這本書的少兒彩繪版,在回國舉辦講座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盡管中國是民眾接受進化論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但人們對進化論的了解卻十分膚淺、貧乏甚至存在很多誤解。而充斥于各種出版物以及常常掛在人們嘴邊的“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卻帶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實際上是背離達爾文思想精髓的。凡此種種都說明,要想提高全民的科學素養(yǎng),使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具備肥沃的土壤,必須高度重視科普工作,積極鼓勵科研人員從事科普創(chuàng)作。畢竟,科研人員才是科普事業(yè)的主力軍。
不久前,美國公共電視臺播出了一個三集系列的科普節(jié)目,制作精良、收視率很高。節(jié)目的名字叫《來自魚兒的你》, 是根據(jù)同名的科普暢銷書制作的。該書的作者是我的同行——古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芝加哥大學醫(yī)學院院長尼爾·舒賓教授,該書以及這套電視節(jié)目通過對人體胚胎發(fā)育、殘跡器官、解剖等特征與魚類的比較,加上大量的脊椎動物化石證據(jù),生動地講述了從魚到人的演化歷史,并借此普及了演化論的基礎知識,十分精彩。我邊看邊想,如果有一天,中國的科普作品也能達到這樣的水平,其意義恐怕比有那么一兩位中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還要深遠!中國一流的科學家中能涌現(xiàn)出像舒賓這樣的科普作家,應成為“中國夢”的一部分。
不過,我也欣喜地看到,像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十萬個為什么》古生物卷主編)以及北京大學饒毅教授這樣一些科研領域的學者,業(yè)已開始身體力行地推進科普事業(yè)的發(fā)展!靶『刹怕都饧饨恰保谂螡M湖映日紅。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國科學家積極地加入他們的行列,加入這項了不起的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