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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在2000年-2007年曾擔任《紐約客》的駐北京記者,而《奇石》的報道大多數(shù)都是發(fā)生在這七年間的故事。這七年,正是世紀之交后中國歷史最關(guān)鍵的時期,伴隨著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力增大,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guān)注。但是何偉的觀察點卻落在了中國的普通人身上。他有意避開聚光燈下的中國。而是讓歷史事件和大人物變成普通百姓的生活背景。無論是《江城》、《尋路中國》或是《奇石》讀起來都有一種19世紀英國文學的味道。
因為《奇石》有了“報道”的成分,所以“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共性與分歧相對于他的前兩本書就更加突出了。在描述中國的拆遷時,何偉寫“每一條胡同的命運被決定了,胡同的建筑物就會貼上一個加了圓圈的拆字,就像無政府主義者在涂鴉中涂上字母 A”———何偉將觀察到和想到的內(nèi)容如實地記錄了下來。偶爾讓中國和美國在不同的節(jié)點相遇,而正是這些元素讓何偉的“紀實報道”充滿了敏銳的洞察。
《華爾街日報》評論:“何偉以一種細微而幽默的第一人稱,輕易地引領(lǐng)讀者走過那些曾幾何時充滿情調(diào)但又平凡的地方……他有一種能準確且大范圍描寫人物的天賦!
相對于國外媒體對何偉寫作方式和角度的肯定,在國內(nèi),人們則更驚嘆于何偉的觀察。最多的評價是:何偉寫出了不一樣的中國。何偉說:“來自國外的報道往往狹隘的讓人喪氣,在 ‘911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有時候,可以寫的似乎只剩下兩個話題:我們害怕的人和我們同情的人,但生活在海外期間,我遇到的人沒有一個屬于這兩種類型!
雖然這些文章都是刊登在《紐約客》上的報道文學,但卻完全沒有所謂調(diào)查的痕跡。在他的文章里沒有美國普世價值的參照物,更沒有“中國通”式的圓滑,正如2011年何偉在上海參加讀者見面會時說:“我不希望改變中國,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奇石》 [美] 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