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大氣象(麒臺)

　　看過三幕話劇《窩頭會館》的觀眾都會有一個印象，這出戲與經(jīng)典話劇《茶館》有點神似。有評論者甚至認為，《窩頭會館》讓北京人藝在《茶館》問世半個世紀之后終于有了一出可以與之比肩的新戲。除了同樣感受到了似曾相識的《茶館》味道外，我也在這出戲身上看到了十多年前熱播的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影子。實際上，《窩頭會館》正是創(chuàng)作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作家劉恒與排演了《茶館》的北京人藝珠聯(lián)璧合的結(jié)晶。自二○○九年獻禮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首演以來，口碑和票房俱佳，已經(jīng)成為了近年來我國話劇舞臺上不可多得的力作。

　　《窩頭會館》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就在于，它要讓觀眾通過這樣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不是領袖英雄式的宏大敘事，真切地看新中國到來的必然性。小人物演繹大歷史，這雖然讓《窩頭會館》與同期的其他獻禮作品相比顯得別致新穎，卻也有風險，因為既要演活卑微的小人物，又要闡明家國大道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以小人物的視角展示一個宏大的主題，不僅很可能演成一部不倫不類的宣傳片，也可能滑向徹頭徹尾的無厘頭。但《窩頭會館》成功了。

　　《窩頭會館》的成功是以獨具匠心的構(gòu)思作為基礎的。我認為，在這出戲里，這種獨具匠心集中體現(xiàn)在仁義和信仰兩條主線的設計上。仁義使得人物——苑國鐘和田翠蘭的形象變得生動豐滿；信仰的沖突則不斷地深化戲劇的意旨。經(jīng)由這兩條主線的牽引，而不是直奔主題，讓這出戲本身充滿了立體感；同時，有了仁義和信仰的充分鋪墊，當劇尾苑國鐘喊出“一塊兒去中國”時，觀眾也會覺得在情理之中，而絲毫不會感到突兀。

　　“仁義”是一個很北京味兒的詞，形容的是人性的美善。窩頭會館的主人苑國鐘生活窘迫，雖然表面上在煞有介事地催租，但是他和住在這里的租戶間實際上一直保持著鄰里間真誠樸實的互助關(guān)系。每次催租的時候都像是到了“要飯的日子口兒了”，不僅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開口，而且把交租的決定權(quán)留給租戶，是“賞我一口飯吃”，因為他知道，誰過得都不易，誰也不該為難誰。這就是仁義。苑國鐘對兒子苑江淼義無反顧的父愛更是感人肺腑，他毫無怨言地忍受兒子的誤解和冷淡，想盡辦法為兒子求醫(yī)問藥，就是最后中槍倒地奄奄一息，他還想著用窩頭蘸著自己的血給兒子吃。這也是仁義。田翠蘭呢，雖然表面潑辣，但是她看見小江淼餓得嗷嗷叫喚，明知道他是童子癆，還讓他吃奶，因為看著孩子挨餓她心疼。一直以來，也是她盡力照顧周全沒有女主人的苑家。所以苑國鐘對關(guān)福斗說：“就算我這院子爛透了，你丈母娘她沒爛！她嘴皮子不饒人，可她心眼兒敞亮……她仁義！”

　　通過這一條主線的鋪設，小人物身上的仁義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也因此走進了觀眾的心。所以，當何冰扮演的苑國鐘的血順著褲腳淌到地上，袍子裂口處的棉花也被浸紅了的時候，所有人為之動容。因為他們的仁義，觀眾會對他們產(chǎn)生同情和理解，并因此會嘗試感同身受地思考他們生存的困境——為什么好人會命苦？他們的出路又是什么？有了這樣的思考，第二條主線——有關(guān)信仰的主線就漸漸明晰起來了，因為信仰總是和出路有關(guān)。

　　這出戲中第一次出現(xiàn)“信仰”這個詞是在第二幕，當保長肖啟山讓窩頭會館里的幾個男人填入黨表格時，這兒最有學問的周玉浦說了一句“苑大哥，要真能給咱們免捐……填就填吧！不就是一張紙么！”接著他又犯了迷糊，“信仰這一欄兒……肖保長，您看我填‘懸壺濟世’合適么？”如果信仰不單單指向政治，那么“懸壺濟世”的確可以算做是醫(yī)者周玉浦的信仰。如果是這樣，那么這里的每個人其實都有著自己的信仰。第一幕的開場，在一番激烈的爭吵過后，信耶穌的金穆蓉雙手畫十字輕聲說了一句“哈利路亞”，田翠蘭則馬上以“阿彌陀佛”高聲回敬，站在二人中間的苑國鐘這時只好戲謔地說“關(guān)帝爺圣明”，這樣的三角對話在接下來催房租這一出又恰如其分地重演了一次。田翠蘭這次還補充了一句“她信瑪麗亞，我信觀世音，我能矮她一頭不成？她脊梁后頭有耶穌戳著，我屁股后頭還蹲著彌勒佛呢，誰怕誰呀！”

　　《窩頭會館》通過小人物的仁義與信仰演繹大歷史。通過兩條主線的交叉，我們看到一群仁義的小人物，他們善良、樂觀、堅強，身處困境卻無能為力。他們相互幫襯艱難地活著，逆來順受地承受著一個政權(quán)崩塌的痛楚，苛捐雜稅，物價飛漲，征兵政夫，甚至被要求“登記入黨”為一個垂死的主義“沖喜”。仁義、道德以及作為精神寄托的偶像都沒有改變他們的現(xiàn)狀，但是信仰卻在這樣的生活中誕生了。仁義與信仰，正好分別代表著兩代人不同的處世態(tài)度，二者甚至會發(fā)生激烈的沖突，苑國鐘與苑江淼、周玉浦與周子萍之間就屢屢發(fā)生這樣的沖突。然而，信仰的星星之火一定有深厚的仁義支持，就像當肖家兒子的槍口指向苑江淼時，苑國鐘會替他去擋子彈，“我兒子是赤黨，我他媽也是赤黨”，這時候仁義和信仰是相通的了。而且，當仁義遭遇不公，而仁義本身又難以自救時，只有信仰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承擔起責任，才能讓國家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