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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老離開我們近10年的今天,陳喜儒的散文《在巴金身邊的日子》(載《人民文學》2013年第10期),讓那個講真話、抒真情、對友對事對文學對讀者都無限真誠的巴金,帶著他的思想與情感的溫度,重新回到了我們這些崇敬愛戴他的廣大讀者中間。
《在巴金身邊的日子》給我們諸多啟示與教益。
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是沒有國界的。
優(yōu)秀的文學是人類的共有財富。每一個民族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都以自身獨立的民族特色充實著世界文學寶庫,所以它同時也是世界的。1980年年初,時年76歲的巴老率團訪問日本,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歡迎,引起社會轟動,讓我們領略到、感受到了巴老的文學及其人格在日本的巨大魅力。
代表團到達東京的第二天上午即前往首相官邸拜訪,受到大平正芳首相的熱烈歡迎。為了歡迎巴老一行,日本各界人士成立了“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委員會”,制定了周密細致的訪問日程。僅在東京4天內(nèi)就舉行了兩次歡迎酒會,日本各界名流盡出,濟濟一堂,盛況空前。而巴老的三次即席演講(兩次是在東京的歡迎酒會上,一次是在長崎的告別午宴上)都很簡短,沒有鋪排渲染,沒有華麗的詞藻,但卻感人至深——
……
我這次來,是為了還債的。在友情上,我欠朋友的債太多了。在受“四人幫”迫害時,許多日本朋友打探我的消息,為我的安全健康擔心。在“牛棚”中,我常常想起他們,心里感到溫暖……
……在中國作家由于種種原因保持沉默時,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開高健先生卻先后站出來,用淡淡的幾筆勾畫出一個正直善良的作家形象。日本朋友這樣關心我們,實在令人激動。
我真想把我的心分成兩半,一半留給朋友,一半帶回中國……
在長崎的告別演講中,巴老用他此次訪問中捕捉到的兩個細節(jié),展現(xiàn)中日作家之間友誼的深厚與真誠。其一是巴老接受電視臺采訪,在新大谷飯店院子里與小說家水上勉對談!昂髞砥痫L了,清水正夫先生幾次到院子里看風向,怕我著涼,感冒……他希望風改變方向,風不要吹到我身上!逼涠前屠嫌幸淮巫觥段膶W生活五十年》主旨演講,“講演會舉行的前一天晚上,事物局建議請作家豐田正子在會上念譯文。她為了念好我的講稿,一夜沒睡,把7000字的講稿重抄了一遍,這些都深深打動了我的心……”
然而,更令人感動的是日本廣大讀者對巴老的熱愛與擁戴。從埼玉縣趕來的若生愛子,1945年至1958年在中國從事衛(wèi)生及教育工作時讀過巴老的《家》,返回日本后她在家鄉(xiāng)組織了巴金作品讀書會。聽完演講,她沖破工作人員的“封鎖線”,把當場書寫的致敬信交到巴老手上……代表團乘新干線由廣島前往東京時,途經(jīng)一個小站,站臺上出現(xiàn)了一條橫幅標語,用斗大的字寫著“歡迎中國作家巴金先生”,幾個西服筆挺的人冒雨揮手向車內(nèi)致意,長崎縣立圖書館館長中川和夫拿來兩本書請巴老簽名,巴老不僅給這兩本書簽了名,而且在扉頁上寫下了“來到長崎,我實現(xiàn)了40年前的心愿”。中川和夫大喜過望,當場宣布:這兩本書從此不再外借,將作為長崎圖書館的鎮(zhèn)館之寶,永遠珍藏……
作家為讀者服務,不是口號,不是空話,而是溶入血液、化為自覺的行動。
訪日期間,巴老每天都要會見各地官員、作家、記者,要應酬、講話,準備講稿。繁忙的日程,年輕人都有點吃不消,更何況巴老。一天的活動結束,回到賓館,還有任務:為慕名前來的讀者簽名。不管是地方行政長官、社會名流,還是一般讀者,巴老都有求必應,而且又特別認真,不是簡單的簽名,總要根據(jù)不同的人,寫一兩句有意義的話,每晚少則寫幾張、多則十幾張“色紙”(專供簽名題詞的紙板),為此不知花費了多少時間。作者心痛巴老,勸他少寫幾張,多休息會兒,巴老卻說:“我們作家是靠讀者養(yǎng)活的,要為讀者服務!
“為讀者服務”、“為人民服務”……我們聽得太多了,但從巴老的口中說出,別如天壤,含金量是多么不同啊。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普通而偉大,平凡而崇高,這就是巴老感人至深的文品與人品。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巴老這種把心交給讀者的真誠貫徹于他文學生涯的始終。
趙瑜的《尋找巴金的黛莉》,通過青年作家巴金寫給比他更年輕的讀者黛莉的7封信,抽絲剝繭,追蹤訪錄,展現(xiàn)了從民國到抗日時期的社會風貌、時代精神。而彌漫全篇的則是巴金對黛莉的循循善誘、平等相待,及其憂國家、憂民族、憂蒼生的人文關懷。
《在巴金身邊的日子》也寫到了一個巴老與之長期通信卻從未謀面的讀者湯遜安先生!皽壬,極敬重巴金,有一次去見楚圖南老,不知怎么提到了巴金,結果把要講的事給忘了,從頭至尾談的是巴金的書!弊髌逢P于此事的敘寫極為簡略,只知道湯先生一直從事經(jīng)濟工作,是世界語學者,也沒見過巴老。正因如此,作品給我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從巴老(托人)在電話中要作者代他到“阜外大街北四巷”湯先生府上敬獻花圈,可以肯定他們有著長期的友誼;他們之間的通信是何時開始的?黛莉受巴金作品及通信的影響,反叛封建禮教,追求自由、民主的新生活,面對滔滔黃河,眺望延安,最終卻沒有跨過黃河,奔向延安,成為她人生憾事……而一個年輕的世界語學者湯遜安卻于1938年投身革命,這于巴金有何關系?……循此思路追蹤開掘,沒準可以寫出《尋找巴金的黛莉》的姊妹篇《尋找巴金的遜安》……
佐藤女士把多半生的時間、精力、智慧都奉獻給了日中友好事業(yè),她既是日中文化交流協(xié)會的工作人員,也是巴老的忠實讀者。巴老1961年訪日時,就認識了這個梳著辮子、剛剛大學畢業(yè)的姑娘,如今她已是滿頭白發(fā),垂垂老矣,但依然為中日文化交流而奔波。有感于此,陳喜儒寫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散文《佐藤大姐》,刊于2003年11期《人民文學》。當載有《佐藤大姐》的刊物輾轉送到巴老的病房時已是2004年年初了,巴老居然神奇地睜著眼睛聽完了這篇七八千字散文的朗讀……
我之所以強調(diào)時間節(jié)點,是因為這一年剛好是巴老百歲,此時的巴老正躺在醫(yī)院里,有時靠呼吸機維持生命,但尚有意識,每日聽身邊工作人員讀書、讀報,睜著眼睛,表示他感興趣,愿意聽;閉上眼睛,表示他累了,該休息了……
這是否就是巴老與他心愛的讀者最后的傾心交流呢?
對日友好,以史為鑒;文友交往,以誠相待。
巴老曾6次訪日,無數(shù)次地接待過日本文藝界同行的來訪,結識了數(shù)不清的日本作家、藝術家。無論是中日兩囯建交前還是建交后,巴老都以巨大的精力與巨大的熱情推動中日關系的發(fā)展,用汗水與心血澆灌、呵護中日友誼之花,拿巴老的話說就是“讓子孫萬代友好下去”。為此,巴老每次訪日,都不顧勞累,廣交朋友,廣結善緣,他與井上靖、水上勉、西園寺公一等作家的友誼,真摯而感人;他步履蹣跚,拖著年高體弱的病體,看望日中文化交流協(xié)會的全體工作人員,為中島健藏掃墓,令人感動得直想落淚……
巴老的對日友好交往,有一個前提或者說是基本信念:以史為鑒。1982年日本國內(nèi)的右翼勢力掀起了一股逆流,為軍國主義招魂,修改歷史教科書,將侵略說成“進入”。巴老為紀念中日建交10周年而寫的文章《答井上靖先生》,于中日兩國主流媒體同時刊出,對此謬論予以抨擊。他說:“把侵略改為進入,可能還有人想再次‘進入’中國。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歡聚,常常覺到,保衛(wèi)子孫后代的幸福,我們責任重大!卑屠线說:“人民的力量是無敵的,也是無窮的,問題在于讓他們看到真相。作為文學家,我們有責任把真相告訴他們,免得他們再受騙上當!
巴老的文章,立刻在日本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與共鳴,許多有正義感的作家、藝術家紛紛撰文支持、響應。高橋揆一郎說:“日中友好,必須建立在對歷史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否則,不會有真正的友好!
巴老與老一代文友的交往,展現(xiàn)了大師風范。他們之間沒有文人相輕,只有文友相敬,惺惺相惜。作家代表團內(nèi)部的相互稱呼,很有意趣:“……比如我們稱巴金為巴老,冰心稱巴金為老巴,而巴老稱冰心為大姐,小林稱冰心為姑姑,吳青稱巴金為舅舅……”寥寥數(shù)筆,就寫出冰心與巴金親如手足的姐弟情誼。而他們之間的相互關愛,更是令人動容——巴老的三位老朋友中,曹禺生病住院,夏公、冰心都年事已高,他自己又體衰多病,不能親往探視,只好托人送上鮮花與祝福,照幾張照片帶回上海給他看,以解惦念。而曹禺的一段話更是堪稱文友神交的佳話。他說:“每次見到巴老,都有許多話要說。巴老也有許多話對我說。于是他說,我也說,談得熱火朝天。但我聽不太懂他的四川話,他也聽不太懂我的話,但就是想說,滔滔不絕,沒完沒了,實際上,誰也聽不懂對方的話……”
真正的朋友交往,已超越了語言的層次。這是意會,是真正的心與心的溝通。
《在巴金身邊的日子》文筆質樸,飽含感情,抒寫了巴老最后25年的生命歷程。從生理上講,此時已是巴老生命的衰老期,而在精神上恰恰進入了他主體意識的活躍期、彰顯期,博大而完美。《在巴金身邊的日子》呈現(xiàn)給我們的正是巴老晚年的生命常態(tài)。愚以為,這樣的文章,傳記作家、評論家寫不出來,他們?nèi)狈τH歷的在場感,或者過度的理論燭照及過度的意義挖掘,過濾或者說屏蔽掉了巴老本真的樣貌及感人的細節(jié)。愚還以為,巴老的親屬也寫不出來,因為親人眼里無偉人,居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親歷、在場、距離,再加上作者對巴老文品及人品的崇敬,成就了這篇大散文。
巴老在日本的講演《我和文學》中的一段文字,令日本聽眾為之潸然淚下,他說:
我快要走到生命盡頭了。我不愿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絕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晚年巴金,生命因文學更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