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在喧囂市聲中靜靜開放(徐可)

劉以鬯 　　　　　 西 西 　　　　　　董 橋 　　　　　　　董啟章 　　　　　　韓麗珠

　　香港文化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生態(tài)，它似乎沒有轟轟烈烈，但是始終默默地融入香港人的心靈。香港文化人對文化的堅守、特區(qū)政府對文化事業(yè)的重視、香 港文化活動的豐富、香港人對文學藝術的熱愛，都令人印象深刻。一大批執(zhí)著的作家、詩人和文學愛好者一直默默地堅持創(chuàng)作，無論是小說、散文、詩歌，近年來都 保持著比較整齊的水平。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香港文學就像繁華街道路邊的景觀花一樣，雖然沒有花團錦簇、濃香襲人，但是一路綿延不絕，幽香淡淡，為水泥森 林增添生機，為勞碌眾生提供慰藉。

　　商業(yè)社會里的默默堅守

　　追溯香港文學源頭，大多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包括許地山、歐陽山在內的大批知識分子來到香港，一邊創(chuàng)作，一邊培養(yǎng)文學青年，組織文學活動，促 進了香港文學的發(fā)展。1949年之前，有過三次大的內地作家來港潮，分別是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和1946年第三次國內戰(zhàn)爭爆發(fā) 后。這三次內地作家來港潮都推動了香港文學的發(fā)展，使香港文學空前活躍和繁榮。在南來作家的帶動和培養(yǎng)下，香港作家也迅速成長起來。

　　有人認為，香港的作家隊伍呈現兩個“四代同堂”的景象，即本港作家四代同堂和南來作家四代同堂。無論是本港作家還是南來作家，都是香港文學的主 力軍。這四代作家中，第一代已經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健在的作家如劉以鬯等，仍然關心文學事業(yè)，熱心文學活動，在文學界起著旗幟作用�，F在活躍在香港文 學界的，昆南、陶然、董橋、小思、西西等老一輩作家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筆耕不輟；董啟章、陳娟、王璞、蔡益懷、王良和、羅貴祥、韓麗珠、萍兒等中青 年作家，以更開放的觀念、更新穎的形式探索著香港文學的未來趨勢。

　　香港作家都是業(yè)余創(chuàng)作，雖然身處商業(yè)社會，但是不少嚴肅作家，淡泊名利，堅守文學理想，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他們對文學的熱愛和虔誠令人感佩。正是有這么一代代作家默默堅守、薪火相承，香港的文學事業(yè)才能長盛不衰，香港的文脈才能綿延不絕。

　　特殊環(huán)境下的文學生態(tài)

　　盡管研究者對是否有“香港文學”這一概念持有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認，香港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明顯區(qū)別于其他地域文學的特征。一方面，由于長期與祖國 分離，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tài)，濃郁的地域性形成了獨特“港派風味”的現代都市文學品格；另一方面，它又深受西方文化和文學思潮影響，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兼容 并蓄，流派紛呈；香港文學還有商品化和快餐文化的特征。

　　香港文學的地域特色、“港派風味”是逐步形成的。上世紀50年代以前，由于南來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香港文學中占據重要位置，香港文學的地域特征并不明 顯。到50年代末，隨著當地作家隊伍的成長，年輕一代的香港作者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大多都受到“五四”新文學的熏陶，又對香港現實生活，尤其是中下層社會 的人物語言、民情風俗有深切了解。他們的創(chuàng)作以生動的生活氣息和濃烈的地方色彩而明顯區(qū)別于南來作家，著力描繪香港社會生活圖景，而南來作家也轉為面向香 港現實，使香港文學日益確立自己的特色。隨后出現的反映下層社會人情風貌的“鄉(xiāng)土小說”、揭示商業(yè)城市種種矛盾的“都市小說”和表現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變 態(tài)形態(tài)的現代派作品，進一步使香港文學的地方色彩更加豐富而獨特。

　　香港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文學思潮的深刻影響。早在上世紀5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就在香港興起。一批作家將現代主義 與香港現實相結合，寫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如劉以鬯的現代小說，內容廣泛，形式多樣，運用西方現代小說形式，講述香港的、中國的內容。他的長篇小說《酒 徒》，是中國最早采用意識流手法的長篇之一，以現代香港為背景，描寫了因處于苦悶的時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識分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繼續(xù)生存， 有很強的現實感和社會性。

　　在香港，一些文人為了謀生，不得不迎合市場需求，大量制造市場需要的通俗文學作品，這是消極的一面；另一方面，市場競爭、優(yōu)勝劣汰的規(guī)律也對香港文學的發(fā)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它促使嚴肅作家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認真地對待創(chuàng)作。

　　香港副刊文化向來發(fā)達，“專欄文章”更是一種相當鼎盛的文類。過去幾十年來，不少文人作家都曾受惠于報紙的文學副刊�，F在，作家們還是喜歡在報 刊上開辟專欄，相當一部分作品是通過報紙副刊、專欄與廣大讀者見面的。很多專欄作家都是有名的作家，內地讀者所熟悉的董橋就是一位優(yōu)秀的專欄作家，他的絕 大多數作品都是在報紙副刊或專欄上首發(fā)的。董橋的文筆雄深雅健，兼有英國散文之淵博雋永與明清小品之情趣靈動，在當代作家中獨樹一幟。自上世紀70年代末 出版《雙城雜筆》至今，董橋已推出幾十部作品。雖然董橋已年逾七旬，但仍然筆耕不輟。他在報紙上設有固定的專欄，每周一篇。據董橋自述，他的專欄文章每篇 都是經過反復修改、字斟句酌的，絕沒有敷衍之作。作家陶然、潘耀明、劉紹銘、林行止等，也都長期在報紙上開設專欄，副刊和專欄在香港文學發(fā)展中發(fā)揮了重要 作用。

　　政府與民間的共同推動

　　文學是少數人的事業(yè)，但是文學的發(fā)展則離不開全社會的關注與參與。作家創(chuàng)作、文學發(fā)展需要適當的物質基礎。作家可以甘于清貧，但是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光靠作家甘于清貧還是不行的，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合力支持。

　　香港特區(qū)政府在推動文學事業(yè)發(fā)展方面可謂功不可沒。香港回歸后，特區(qū)政府在推動文學發(fā)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加大了對文學事業(yè)的資助力度。 特別是在香港經濟受亞洲金融風暴沖擊而陷入低谷的情況下，香港藝術發(fā)展局對文學事業(yè)的資助不減反增。香港藝術發(fā)展局文委會規(guī)定，資助作家出書，凡中篇以上 作品，均需經文評員評審考核后方可交文委會定奪，這使資助出版更加規(guī)范，保證了資助出版物的質量。文委會對資助報紙辦好文學副刊尤為重視。例如，1998 年6月，文委會通過“資助報刊文學版”一案，撥款60多萬元，資助一批報刊擴充文學版。香港的一批純文學刊物，如《城市文藝》《文學研究》《讀書人》《當 代文藝》《香江文壇》等，也是由政府資助出版的。從年度撥款來看，回歸之后比回歸之前有大幅度增加。

　　其次，積極舉辦文學活動。每兩年一次的“香港文學節(jié)”，已經成為香港文化活動中的品牌，每次活動都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包括專題展覽、研討會、文 學講座、作者與讀者對話、中學生“文學作品演講比賽”等等。每年的“香港書展”是香港人的文化盛宴。很多作家的新作都會在書展上首發(fā)，兩岸三地的作家會應 邀舉行講座和作品簽售活動。另外，幾乎每年都有多種類型和主題的國際性文學研討會議召開，新的文學類雜志紛紛創(chuàng)刊，設立并評選國際性文學大獎。

　　許多熱心公益和文學事業(yè)的人士也為香港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支持。他們資助出版文學書刊、文學社團和文學活動，例如香港作家聯會的經費主要來源就是熱心人士的捐助。

　　香港有不少文學社團是純民間機構。最有影響的是香港作家聯會(簡稱香港作聯)和香港作家協會(簡稱香港作協)。香港作聯成立于1988年，創(chuàng)會 會長是曾經擔任過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的作家曾敏之，現任會長為潘耀明。香港作聯擁有豐厚的文學資源，旗下集合了眾多作家、詩人，如劉以鬯、曾敏之、陶然、 黃維梁、吳羊璧、黃慶云等。香港作協成立于1987年，首任會長是作家倪匡。這些文學社團踴躍舉辦各類文學活動，如文學講座、研討會、筆會、詩朗誦會、征 文比賽、文學獎評選、文學成就展覽等。香港回歸后，此類文學活動更加頻繁，并積極與內地文學界溝通，邀請內地作家赴港交流。各大專院校青年學生組織的文學 社團也時常舉辦形式多樣的文學活動。文學活動不僅為作家交流學習提供了方便，還起到了鼓勵青年學生從事文學寫作、在各階層市民中擴大文學影響力的作用。

　　香港各大學的華文文學推廣和創(chuàng)作活動也十分興盛。香港浸會大學于2006年設立了“紅樓夢文學獎”，獎金30萬港幣，是迄今為止華文文學中獎金 最高的獎項。另外，開設“國際作家工作坊”，建立駐校作家制，邀請海內外作家到香港進行創(chuàng)作和講學交流，也有益于香港文學的發(fā)展；香港城市大學設立“中國 文化中心”，邀請海內外作家開辦講座，弘揚中華文學；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世界大專院校文學征文獎”，以鼓勵和促進青年的華文創(chuàng)作。

　　總之，香港并不是只有武俠小說、言情小說，更不是什么文化沙漠，香港文學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活力和鮮明的特色。香港作家對文學事業(yè)的熱愛和忠誠，令人欽佩，值得學習；香港特區(qū)政府和民間人士在支持文學事業(yè)發(fā)展方面的一些做法，更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