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往事》：歷史未曾終結(黃偉林)

　　辛亥革命之后，孫中山曾兩次發(fā)動北伐戰(zhàn)爭。黃繼樹的《北伐往事》寫的是1922年孫中山發(fā)動的第一次北伐戰(zhàn)爭。單純的歷史書寫，主要關注的是歷史事件，見事不見人，優(yōu)秀的歷史文學書寫卻必須見事又見人�！侗狈ネ�事》中，作者不是采取歷史學家見事不見人的歷史言說方式，他不僅關注歷史事件，更關注歷史事件后面的人。人的出場，使歷史變得波詭云譎，在為歷史言說增加種種難度的同時，也為歷史言說增添了許多魅力。

　　《北伐往事》的用心用力之處，在于作者黃繼樹塑造了孫中山和陳炯明這兩個“民國強人”的形象。好的文學必須超越成王敗寇的道德眼光，寫出人物的真實形象和深層性格。在《北伐往事》中，作者顯然不再沿襲庸俗文學的思路，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軍閥也常常有道德優(yōu)越之處。如段祺瑞的“六不”：不抽煙(大煙)、不喝酒(花酒)、不嫖、不賭、不貪、不占；吳佩孚的“四不”：不納妾、不積金錢、不出洋、不走租界。同時，《北伐往事》對孫中山、陳炯明兩位主人公在道德判斷上，不偏不倚、不袒不護，沒有將歷史的選擇歸之于道德原因，這恰恰是理性的歷史學家立場。

　　一旦摘下道德的有色眼鏡，我們處處可見孫中山和陳炯明兩個歷史人物的鮮活形象和性格沖突。比如孫中山的“狼、大、快”，即敢于冒險、抓大放小、當機立斷；陳炯明的“勤、緊、韌”，即勤勉、謹慎、堅韌。在書中，孫中山標高騖遠，大膽行事，成則轟轟烈烈，敗亦在所不惜。陳炯明深謀遠慮、行事周密，既想成就一番事業(yè)，又想照顧民眾的感受；既有政治家的理想，又有書生的意氣。如今看來，孫中山是破壞一個“舊世界”的“歷史英雄”，陳炯明是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實干家”，可惜時勢不他予，他終究未能成為時勢造就的英雄。孫中山與陳炯明的性格沖突，最終的結果是孫中山成功，陳炯明失敗。這既是性格的較量結果，也是歷史的選擇。

　　歷史人物的性格，對歷史的影響至關重大�！侗狈ネ�事》第七章《風云突變》中，寫到外國記者對孫中山“狂人”氣質的議論。雖然是無法定性的推測，但《北伐往事》對孫中山的“狂人”性格，確有涉及。“狂人”與“偉人”之間的關聯(lián)，確實是歷史學家不太容易關注的地方，這是《北伐往事》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又一個可取之處。

　　歷史的結局與歷史人物的性格有關，但絕不僅取決于歷史人物的性格�！侗狈ネ�事》不僅關注人物的性格，而且關注人物的“理念”。作品寫第一次北伐的成敗，很大程度上，是孫陳兩個歷史人物“政治理念”的沖突。如果僅僅關注歷史事件，孫中山領導和發(fā)動的第一次北伐很容易被理解為“功敗垂成”。然而，這或許只是人們看歷史的一廂情愿。歷史事實是，孫中山的第一次北伐，雖然大張旗鼓，終于無功而返。第一次北伐無功而返的歷史事實表面看是陳炯明后院起火，深層看則是孫中山與陳炯明兩位“歷史強人”的“政治理念”發(fā)生了嚴重沖突。這個“政治理念”是什么？就是陳炯明的“聯(lián)省自治”與孫中山的“出兵北伐”。

　　黃繼樹費了很大功夫闡釋孫中山和陳炯明的“政治理念”。對于陳炯明，黃繼樹甚至動用了他的文學想象。從花山壁畫到趙陀稱王，作為嶺南人的黃繼樹對嶺南歷史有其獨到的心得，他從陳炯明對趙陀的言說中找到了“聯(lián)省自治”原始歷史資源，甚至將神秘的花山壁畫想象成民族自治的形式。花山壁畫與趙陀治粵，一虛一實，將陳炯明的“聯(lián)省自治”政治理念鋪墊得水到渠成。作為一個政治家，陳炯明與孫中山各有其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念有是非之爭，但并不關乎政治理念執(zhí)守者的道德品質。如此，《北伐往事》就與以道德代替歷史的書寫方式劃清了界線。

　　“聯(lián)省自治”與“出兵北伐”孰是孰非？這不是本文，也不是《北伐往事》這本書要解決或能解決的問題。《北伐往事》的意義在于寫出了這兩種政治理念的歷史存在，也寫出了這兩種政治理念各自的歷史合理性。進而，作者以這兩種水火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布局《北伐往事》全書的情節(jié)線索，架設全書的沖突框架，把握到了歷史的脈絡和魂魄。

　　其實，無論是“出兵北伐”，還是“聯(lián)省自治”都各有利弊。陳炯明堅持“聯(lián)省自治”，固然有嶺南自治的歷史淵源，但主要還是基于他對現(xiàn)代民主體制的理解，陳炯明不僅有理念，而且有實踐，稱得上是現(xiàn)代民主體制的真正實踐者。當然，“聯(lián)省自治”肯定也有弊端，或許會造成長期軍閥割據(jù)的局面。相比之下，孫中山的“出兵北伐”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國家統(tǒng)一問題，同樣也有相當?shù)闹С终�。黃繼樹雖然對陳炯明飽蘊同情，但他仍實寫了孫中山的政治理念所受到的擁戴。第二章《分道揚鑣》中就專門提到陳炯明“實在不明白梧州的疍民們?yōu)楹稳绱寺爩O中山的話，心甘情愿地傾巢出動，為他效勞”。陳炯明在具體的問題上頗具實踐能力，孫中山似乎在更大的范圍內具有卡里斯馬魅力。孰是孰非，孰利孰弊，確實不是一本書可以說得清楚的。

　　不僅歷史文學是人書寫的，歷史本身也是由人書寫的。文學家與歷史學家不同，文學家關注的，往往不是歷史事件的真與偽，歷史選擇的是與非，這些歷史學家擅長的話題，文學家不可能妙筆生花。文學家的長處在于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歷史學家不敢觸碰的地方，恰恰是文學家施展身手的世界�！侗狈ネ�事》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正是對孫中山和陳炯明這兩個人物內心世界的書寫�！侗狈ネ�事》用去大量篇幅的是孫中山與陳炯明的互相猜疑。在孫中山一方，由于陳炯明掌有兵權，孫中山時刻都擔心發(fā)生兵變；在陳炯明一方，由于孫中山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來的非理性特征，令他時刻擔心自己死于非命。他們兩人的互相猜疑不僅關涉?zhèn)�人品質，而且關涉文化傳統(tǒng)、社會制度等等。

　　《北伐往事》雖然標題“往事”，但作者的文學家身份促使他本能地去“知人論事”。從人出發(fā)，以人為本，惟其把握了人，紛繁的事才可能變得清晰，雜亂的事才可能理出邏輯。黃繼樹以書寫大歷史的視野，以兼容“了解的同情”、“同情的了解”的方式還原歷史謎局。他或許不能為我們提供歷史結論，但他卻能夠帶我們走進歷史，走進歷史人物的內心。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往事》不僅寫了孫陳之爭，而且寫了蔣介石的崛起，寫了在桂林大本營聆聽孫中山演講的年輕軍官葉劍英、葉挺、薛岳、張發(fā)奎等人的存在，“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黃繼樹從來不“只緣身在此山中”，他更樂意“百年回首看民國”。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我卻想說另外一句話，“歷史未曾終結”。這是《北伐往事》的意義所在，也是黃繼樹所有歷史文學書寫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