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也是明亮的陽光(陳歆耕)

梵高油畫《陽光下的麥田收割者》

魯 迅(1881—1936)

茅 盾(1896—1981)

別林斯基(俄，1811—1848)

車爾尼雪夫斯基(俄，1828—1889)

勃蘭兌斯(丹麥，1842—1927)

　　一段時間以來，對中國文藝批評現(xiàn)狀的不滿與指責不時見諸媒體，社會各界對于當下文藝批評可謂期望 與失望并存，在這種情勢下，《文學報》創(chuàng)辦《新批評》�？�，提倡“真誠、善意、銳利”的批評，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guān)注和討論。在《新批評》創(chuàng)辦三周年之 際，我們邀請《新批評》的創(chuàng)辦者陳歆耕撰文闡述他的批評觀，以及《新批評》的理念與理想，希望能給讀者提供思考與借鑒。         ——編者

　　2014年6月2日是《文學報·新批評》創(chuàng)刊三周年紀念日。而這一天適逢端午。這樣一個看似偶然的巧合，似乎寓意著一種來自幾千年前歷史深 處的呼喚——這呼喚聲中有傷時感世、憂國憂民的胸襟，有讓天下遍植香草的情懷，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zhí)著……

　　此刻，我久久地凝視著新一期《新批評》的版面。從第一期到最新一期，內(nèi)容期期更新，但每期封面下方的一排中外批評大家們?nèi)绲袼馨愕念^像始終 未變：劉勰、魯迅、茅盾、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但沒有屈原，因為屈原是偉大的詩人，而不是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在繼續(xù)前行的旅程 中，向這位偉大的詩人致敬！

　　因為，偉大的詩人、作家和偉大的批評家，他們無論曾是盟友還是“敵人”，都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創(chuàng)造者！

立場與平臺

　　我曾對參與《新批評》編審的韓石山先生半開玩笑地說過一句話：“等我離開現(xiàn)職崗位了，準備寫一部叫《〈新批評〉備忘錄》的書�！闭f是這么 說，這部書我會不會去寫，我也不知道。因為要全面真實地呈現(xiàn)《新批評》走過的旅程，必然要涉及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現(xiàn)象。從“向善”的角度考量，有些“真 話”是不能全講的。我非常理解季羨林先生那句名言：“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的難言之隱。

　　在這里，我只能有限度地介紹一些情況，談一點純屬個人的感受和思考。

　　2013年初曾有人通過微博，用非常尖刻的詞語質(zhì)疑批評家李建軍發(fā)表在《新批評》上的一篇文章。

　　此事引起全國各類媒體的跟進報道，從各地方報到首都的報紙《新華每日電訊》《中國青年報》、央視的《文化正午》欄目，都在評說和關(guān)注這一事件。我無意將這一事件在這里進行回放，只是覺得有必要就這件事所引發(fā)的對《新批評》定位和辦刊宗旨的歧見，做一點闡釋。

　　有媒體采訪我，問我對李建軍文章的看法。我回答：“《新批評》的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那是批評家在細讀文本后自己做出的藝術(shù)判斷�！弊畛蹩� 發(fā)報道的《新京報》算是比較準確地傳遞了我的觀點，標題是《“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但很多媒體在轉(zhuǎn)述這篇報道時，略去了標題中的“文章” 二字，就把我要表達的觀點完全弄擰了。說《新批評》文章不代表《文學報》立場，肯定沒有什么不妥。因為《新批評》上刊發(fā)的文章各種聲音都有，對某一部作 品，評論者持有完全對立的意見也是常態(tài)，那么《文學報》該站在誰的立場上呢？或誰有資格對不同意見的評論做一錘定音的裁判呢？

　　因此我認為，《新批評》只是提供了一個“百家爭鳴”的平臺，只要在文學藝術(shù)的框架內(nèi)，各路“神仙”都可以登臺發(fā)表一己之見，公公婆婆各說各 話也無妨。一己之見，很難說都是真知灼見。但如果說“《新批評》不代表《文學報》立場”則是有問題的，《新批評》當然有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最初在征 稿啟事中反復申明的“三提倡三反對”：“倡導真實、真誠和自由、銳利的誠意批評，反對謾罵式的人身攻擊；倡導‘靶標’精準、精到的及物批評，反對不及物的 泛泛而論；倡導輕松、幽默、透徹的個性批評，反對故作高深、艱澀難懂的‘學院體’�！焙髞恚�編輯部又將之概括為六個字：“真誠、善意、銳利”。

　　漢字就是如此精妙，略去兩個字，就會產(chǎn)生嚴重的誤讀。

　　《文學報》為何要創(chuàng)辦《新批評》，又為何要持這樣的辦刊宗旨和立場？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是三言兩語能夠道清的。在它誕生之前，我們看到幾 乎所有的媒體都在批評文藝評論生態(tài)出現(xiàn)的嚴重“污染”和惡化，但如何改變惡化的文藝評論生態(tài)，卻幾乎沒有人拿出可踐行的方案。當有人提出要加強文藝評論 時，他自己恐怕也不完全清楚，需要加強什么樣的文藝批評。從數(shù)量看，全國有為數(shù)眾多的文藝理論評論刊物，報紙也在刊登各類文藝評論的文章和類似文藝評論的 文化報道，但人們又感到真正的文藝評論非常稀缺。文藝評論到底在哪里出現(xiàn)了問題？

　　事實上，中國并不缺少文藝評論。缺少的是真正敢講真話的、純粹的文藝批評。

　　如要匡正文藝批評的時弊，當然首先要弄清楚文藝批評的“病灶”在哪里。經(jīng)過考察和梳理，我們覺得“癥結(jié)”有三：一是“胡吹亂捧”，受人情面 子、“紅包”等因素影響，只說好話，不說問題，甚至把“丑小鴨”吹成“白天鵝”，“老好人”的身影頻頻出現(xiàn)在各類作品研討會上；二是抽象否定、具體肯定成 為很多批評家的批評策略，他們在談宏觀文學現(xiàn)狀時，對普遍存在的問題義憤填膺，而一談到具體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則完全轉(zhuǎn)換成另一套話語，幾乎全是溢美 之詞；三是大量毫無章法，只從個人好惡出發(fā)，缺少專業(yè)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評論”充斥網(wǎng)絡。正因如此，文藝批評幾無公信力可言。聽起來“眾聲喧嘩”，但滿耳 皆“垃圾噪音”。

　　說了這些，質(zhì)疑《新批評》的先生該明白了吧？所謂“三提倡、三反對”，所謂“真誠、善意、銳利”，都不是一拍腦袋就“靈光乍現(xiàn)”出來的。

老鳳與新雛

　　辦刊三年，要說個人有什么最直接的感受和收獲，最主要的，我感覺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導師的門下，完成了學位的提升。因為三年中，�？�所 有文章我都認真仔細閱讀過，由于職業(yè)需要，有的文章不止讀過一遍。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學養(yǎng)深厚、文字老辣的學人，有的是80后 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他們刊登在《新批評》上的文章，盡管風格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的文章，多掙脫了人情的、商業(yè)的羈絆，是在仔細閱讀文本后作 出的獨立評判，是尊崇自己藝術(shù)感覺、從內(nèi)心發(fā)出的鏗鏘有力的批評之聲。

　　他們是“真的猛士”，是“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我是他們忠實的讀者和“粉絲”。

　　河北老作家陳沖先生，可以視作批評界的老馬和黑馬�！罢�統(tǒng)”的學院派評論家，一般不太接納他的批評風格，用他的評論方式寫博士論文，十有八 九是難以通過評審關(guān)的。有人說他的文字太繞，但這個曾受過高等數(shù)學專業(yè)訓練的作家兼批評家，如果他在表述時出現(xiàn)了“繞”，一定有它“繞”的理由，在他 “繞”的背面是有嚴格的邏輯鏈條支撐的。還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嚴肅的話題，到了他的筆下，都能讓你饒有興味地讀下去�！缎屡�評》在出刊兩期 后，曾在北京開了一個征求意見座談會。陳沖在電話中，對那個座談會很不以為然，潛臺詞是：你們自己大概也沒有弄明白怎么辦《新批評》吧？我就說：“《新批 評》該怎么辦，請您發(fā)表高論。”時隔不久，他發(fā)來兩萬字的長文《我想要的“新批評”》，從批評的本質(zhì)談到當下批評的沉疴，然后又以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 為例，說明什么樣的批評才是好的批評。文章雖長，卻輕松好讀，因此一次性占了《新批評》四個整版。

　　李建軍是唯一連續(xù)三屆獲得《文學報·新批評》優(yōu)秀評論獎的批評家�！缎屡�評》評獎有一個基本規(guī)則：對待處在同等水平線的好文章，優(yōu)先考慮未 獲獎者，優(yōu)先考慮年輕作者，以讓更多的人獲得激勵。但《新批評》愿意重復獎勵某位批評家，一定是其評論本身是該年度無法繞過去的重頭文章。我注意到，李建 軍的批評文章在《新批評》刊發(fā)后，迄今尚未有人正面作出過有力的回應和反駁。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學理性的推論和判斷，讓每一個字都砸在實處，如同板上 釘釘，想要撼動它并不是那么容易。

　　郜元寶性情溫和，他的文風也頗有謙謙君子之風。但讀他的批評文章在如沐春風的同時，也可感覺到他的識見如同老中醫(yī)的那桿銀針，緩緩地扎入肌膚，在你尚未感覺疼痛時，針尖已經(jīng)抵達穴位的最要害處。

　　王彬彬的批評文章數(shù)量不多，但他只要有文章出手，肯定是重量級的，每每成為文學界熱議的話題。與大多數(shù)學院派的評論不同，他的文章犀利深刻，清晰有力。

　　肖鷹是寫文化批評的快槍手。每有文化熱點出現(xiàn)，他的文章幾乎同步到達編輯部。由于快，他的文章在正式刊出之前，總是在不停地修訂和補充。

　　獲益——不僅僅在拜讀他們的妙文高論時，還有通過各種渠道、方式的信息交流……

求真與向善

　　當一種辦刊理念付諸實踐時，常常因我們的專業(yè)水準不夠，理念與實際操作會發(fā)生“摩擦”，使得實際效果偏離理念的軌道，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現(xiàn)象。比 如《新批評》倡導“真誠、善意、銳利”的辦刊理念，但落實到某篇文章中，如何具體地體現(xiàn)出來？編輯部常常為此困惑和苦惱。所謂“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公 允、客觀的批評，具體到某篇文章中，好壞應該各占多少比重？誰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可以用來衡估所有文章的尺度？“銳利”地指出問題的批評，常常被人誤解為是 不懷好意的，更遑論被理解為“善意”。

　　在《新批評》創(chuàng)辦三年來所刊發(fā)的文章中，除了個別署筆名的文章，不排除有隱藏在背后的難以言說的個人動機；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并無哪位批 評者因個人間有私仇而泄恨，故意與被批評者為“敵”。他們的文章是真誠的，他們的出發(fā)點也是善意的。我理解，指出問題的批評，是從更高層面釋放“善意”， 所謂“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光明日報的韓小蕙女士在《新批評》創(chuàng)辦兩周年的研討會上說過一句話，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在生活中，批評往往 只有在親人間才會發(fā)生，因而批評其實也是明亮的陽光�！倍�那種出于各種個人目的而發(fā)出的諛詞，聽起來雖順耳舒暢，其實卻是一種“偽善”。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情世故的因子，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tài)一直未能形成，“捧殺”與“棒殺”幾成常 態(tài)。因此，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學繼五四新文化運動后，需要繼續(xù)啟蒙，而中國的文藝批評更需要啟蒙。回到常識，回到文學本身，回到真正的文藝批評，需要文學 界、知識界同心協(xié)力。《新批評》在這方面，只是做了一點嘗試。建立一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tài)，需要方方面面共同來澆水培土。

　　毋庸諱言，《新批評》確實是批評了一大批當代文學名家，這是因為名家、大家的作品具有示范、引領的作用，他們的優(yōu)點會被放大，他們創(chuàng)作中存 在的問題也更易被效仿，當然也就更具有批評的價值和意義。在《新批評》創(chuàng)刊初期，南京大學一位教授問我：“你們在上海，敢發(fā)批評王安憶作品的文章嗎？”他 大概沒有想到，他的話音剛落，《新批評》第三期就刊發(fā)了兩篇談王安憶新作《天香》得失的文章。且不論文章所論是否精當，見仁見智，都很正常。我們不會預設 立場，引導批評家故意挑某位作家作品的刺，我們從來都充分尊重批評家自己的獨立判斷。其實，批評王安憶的作品，還有另一層意義：《文學報》并不因為在上海 出版，就會對上海的作家尤其是名家網(wǎng)開一面。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只要公開出版發(fā)行，就得接受專業(yè)的和非專業(yè)的各類讀者的評說和檢驗。沒有什么藝術(shù)的創(chuàng) 造者，可以在這方面享受“豁免權(quán)”。如果有一天，《新批評》刊發(fā)了批評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創(chuàng)作的文章，那也是一個正常的批評行為。

　　可以不夸張地說，在建立一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tài)方面，《新批評》的點點滴滴努力，已經(jīng)產(chǎn)生一定的效應。

作家與批評家

　　《文學報》曾經(jīng)就創(chuàng)作與評論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動關(guān)系，舉行過一個研討會。與會的有諸多知名作家和批評家，我們有意識地把兩個群體聚集到一起，展開一次如何良性互動的對話，氣氛之熱烈出乎我的意料。

　　作家與批評家良性互動的關(guān)系，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經(jīng)過幾個小時的討論，并未形成什么共識。有的說，批評不承載指導作家創(chuàng)作的功能，批 評只是批評家通過文本分析來表達自己對世界以及創(chuàng)作的理念；有的說，批評家和作家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為好，過于密切的關(guān)系會影響到批評家對作品的評判；有 的作家以親身經(jīng)歷說明，批評對自己創(chuàng)作所起到的難忘的作用……用一句套話來形容那個討論會——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或許，我們并不需要什么“共識”�！皩υ挕北旧砭驼�是我們需要的“良性互動”的樣本。

　　這里，我想從近期發(fā)生的一個有趣的事件入手，來談如何看待兩者關(guān)系。

　　今年初，編輯部收到青年批評家翟業(yè)軍批評方方中篇小說的文章，題為《與方方談〈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在走編審流程時，該文無任何障礙。僅 從文章本身看，有理有據(jù)，似乎無懈可擊。就在準備發(fā)稿時，有編輯提出一個問題：《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自《十月》雜志2013年第二期以頭條發(fā)表后，被很多 選刊選載，并且進入了年度排行榜，獲得各種獎項，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但翟文將這個小說文本“批”得非常不堪，諸如“生硬、虛假、不可救藥的自以為是”等 等。如此“粗糙”的小說為何還能產(chǎn)生這么大影響？究竟是文壇有問題，還是翟文有問題？為慎重起見，編輯部開始傳閱方方的這部中篇小說。讀完了這部小說，我 產(chǎn)生了與翟業(yè)軍幾乎截然不同的感受：總體上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說，文字簡潔有力。于是，翟文在我郵箱里“休眠”了很長時間，發(fā)與不發(fā)，一直舉棋 不定。此時，編輯部有人愿意寫與翟業(yè)軍爭鳴的文章，于是我就決定先發(fā)翟文，再發(fā)爭鳴文章，并在《編者按》里請更多的專家和讀者參與討論。

　　翟文發(fā)表后，即被新浪讀書官方微博全文轉(zhuǎn)發(fā)，在讀者中引發(fā)熱議，跟帖有280多條。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把這篇文章又從新浪轉(zhuǎn)到自己的 微博中，并寫下這么一段話：“這個幫轉(zhuǎn)！人和人之間差異很大。每個人的成長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氣質(zhì)都不一樣。作品發(fā)表，有人引起共鳴，有人激起抵觸，有 人格外喜歡，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電腦還有不兼容系統(tǒng)，人更是。正因有各種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這世界才豐富有趣。我們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 己的文章寫好。”這段話，與她的小說一樣深深打動了我。這是《新批評》創(chuàng)辦三年里，唯一見到的著名作家對批評的正式回應，而且“回應”得如此的大度和睿 智。她希望她的300多萬粉絲也轉(zhuǎn)發(fā)這篇批評她的文章，顯示了她豁達的胸襟和自信。

　　在后來的爭鳴文章中，我發(fā)現(xiàn)贊成方方和翟業(yè)軍的觀點都有，有些作者和讀者讀方方小說的感受也不完全與我本人相同。這件事，撞擊出我多方面的 思考，如：作為掌握文章生殺權(quán)力的編審人員，如何看待與自己感受和觀點相左的文章？如何看待文藝批評中的“偏見”和“偏激”？作家尊重批評者的批評權(quán)利， 但批評者如何也尊重作家的感受以及在創(chuàng)作中付出的艱辛勞動，等等。

　　如何建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tài)？什么樣的批評才是對文藝創(chuàng)作真正有益的批評？大概各方人士，包括我這樣與批評相關(guān)的編輯等，都還需要繼續(xù)接受啟蒙。

鮮花與板磚

　　風雨和陽光，鮮花與板磚，始終伴隨著《新批評》前進的腳步。我想，這完全是一個正常的現(xiàn)象�！缎屡�評》本來就是逆水行舟，與惡化的文藝批評生態(tài)為“敵”的。

　　最后，我想說說我親歷的一件小事： 2013年夏天在西安，陳忠實先生親口對我說，他唯一一份自費訂閱的報紙就是《文學報》，而訂《文學 報》是因為喜歡看《新批評》上的那些文章。這一細節(jié)，在第三屆《新批評》優(yōu)秀評論獎獲得者李建軍的“獲獎感言”中，再次得到證實，說明陳忠實不止對一個人 說起過他對《新批評》的喜愛……在李建軍的“獲獎感言”中還透露一個信息：“臺灣老作家郭楓，談起‘新批評’來，贊賞有加，說即使在臺灣，也沒有這樣一個 好平臺�！�

　　《新批評》在風雨兼程中已經(jīng)長成一棵樹，雖然它的年輪才剛剛?cè)�圈，它還不怎么粗壯，但我相信它還將繼續(xù)生長。

　　(作者為《文學報》社長、總編輯，《文學報·新批評》�？瘎�(chuàng)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