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的文化底色重新“歸來”了嗎？(關戈)

　　【事件】張藝謀電影《歸來》上映，陳凱歌、顧長衛(wèi)新片正火熱拍攝

　　【觀點】中國電影的成熟，需要定力、勇氣和文化的“壓艙石”

　　張藝謀電影《歸來》上映，陳凱歌電影《道士下山》和顧長衛(wèi)電影《微信時代的愛情》正火熱拍攝。在經歷數年沉浮、遭遇爭論不斷之后，中國第五代電影導演似乎終于選擇了集體回歸。這個“回歸” ，除了媒體報道的“回到熟悉的題材類型” ，更帶有著文化積淀、藝術厚度、人文修養(yǎng)和審美內涵的“回歸”意味。

　　上世紀80年代，張藝謀、陳凱歌、何群、霍建起、田壯壯等一大批電影導演橫空出世，拍攝了《一個和八個》 《黃土地》 《紅高粱》 《霸王別姬》 《盜馬賊》 《黑炮事件》等一大批極具風格特點的電影，從而被集體命名為“第五代電影導演” 。這些電影，幾乎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但是，自世紀之交這批導演紛紛轉型之后，他們拿出的一批商業(yè)大片，卻讓觀眾感到了感官轟炸背后的貧乏和空洞。電影《英雄》上映大賺票房，“大片時代”到來一度讓人們歡呼一片。但銀幕上漫天的箭矢掩飾不住其內涵的蒼白，此后的《滿城盡帶黃金甲》《無極》 《夜宴》也顯得浮華詭異；李少紅的《戀愛中的寶貝》 、田壯壯的《小城之春》雖有自己的挖掘與堅持，仍不免褊狹技拙，不能挽救這一代電影導演的集體淪陷。當第五代導演對于人性、生命、欲望深入挖掘的敘事基調和濃厚的與現(xiàn)實交融的文化底色逐漸遠去，中國電影的話語表達現(xiàn)出了一絲蒼白。而在這方面，除了自稱不在代際劃分序列的馮小剛依然偶有發(fā)力，第六代導演乃至更年輕的導演也沒能及時補位，雖然《致青春》 《中國合伙人》等電影紛紛逆襲，但相比于好萊塢的大片轟炸，中小成本電影畢竟不足以完全支撐起一個民族的審美構架。

　　1998年，好萊塢大片《泰坦尼克號》狂賺票房的蠱惑讓人怦然心動，而彼時的張藝謀、陳凱歌等大導演卻走到了一個亟需突破的瓶頸期，當過往的生命體驗逐漸耗盡，又沒能從時代變遷中明確地抓住新的人文支撐，以往不無人文抱負的精英敘事和畫框式影像，就迅速失去了原本的地位。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與浮躁嘈雜的商業(yè)話語交織之下，他們尚未找到新的話語基準，就不得不投身到全新的對話嘗試之中，結果被沖擊得狼狽不堪。

　　從電影《無極》的飄忽冒進和《和你在一起》的謹慎退縮，可以看出當時的陳凱歌對轉型多么茫然。類似的不適應在第五代電影導演中表現(xiàn)不一，卻共同折射了他們的心理狀態(tài)：在人文理想與商業(yè)類型間，對抗或者妥協(xié)，都是一個問題。直至今天，這個問題依然在電影創(chuàng)作中置于首位，如果說《泰囧》是屬于大眾娛樂的平民消費， 《致青春》是屬于70后和80后的成長儀式， 《小時代》是屬于90后的浮躁想象，那么中國電影現(xiàn)在到底還在這些成功后期待什么呢？簡單地說，是一種有內涵的話語分量，是在當下紛繁浮躁、文化多元的電影環(huán)境中，中國電影如何重新奠定自己的文化底色，同時還必須擁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的全新表現(xiàn)。

　　如今，一批大導演在幾番探索、磨礪后相繼歸來，與中小成本電影的市場“試水”可謂達成了某種默契——就像他們在付出沉重代價后蘊蓄了一股卷土重來的成熟與鋒銳，中小成本電影給他們鋪墊了出場式，裸露出觀眾對于浮泛娛樂的不滿和對文化內涵的期待。張藝謀《歸來》打開的歷史截面，無論故事、人物還是人文維度，比其上個世紀80年代展呈落后的視角選擇已從容太多；從陳凱歌《道士下山》的影片介紹看，人物性格、命運生存的內涵也大于情節(jié)或影像包裝，于是也給了觀眾以全新的期待。當他們表達出回到熟悉的題材類型和導演風格的愿望，與其說是回到原點，毋寧說是有了在新的階段重新構建中國電影話語的勇氣，不再糾結和茫然。

　　在消費時代的電影環(huán)境中，觀眾也會成熟；而中國電影的成熟，則需要定力、勇氣和文化的“壓艙石” 。以第五代電影導演為代表的大導演們集體回歸，其昔日底蘊和數載沉浮的經驗彌足珍貴，也給中國電影的話語分量提供了保障。這從張藝謀電影《歸來》上映后獲得的如潮好評可以看出。不被商業(yè)綁架，不被形式左右，甚至不再過分依賴某一種文化思潮的支撐，這一切都意味著，他們正重新按自己的步調，構建或鞏固真正獨立和成熟的當下中國電影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