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守望臺灣文學三十年(黃修毅)

陳芳明(1947.6.10 - )

　　當代臺灣文學研究學者、現(xiàn)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專任教授，“施敏輝”是他眾多筆名中的一個，作品有《臺灣新文學史》、《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等。

　　記者_黃修毅臺北報道插圖_李曉倩

　　從木柵山中的臺北政治大學臺文所圖書室望去，101像是待尋訪的古塔，氤氳于臺北梅雨季的山嵐之中。陳芳明的書桌就擺在這方天然取景框前，背后滿排滿架是1895年以來臺灣島內(nèi)出版的文學珍本。

　　他捐獻的這兩萬多冊臺灣文學藏書，每一冊在什么位置，都像是在他心里有一幅精確的地圖。書架上露出一本楊牧的詩集初刻版，讓他的眼光驟然停駐，“這本不該放這里”。圖書館工作人員一核實，果然沒錯。

　　近年兩岸來往頻繁，面對大陸來客，他笑指架上一套地下翻印的1973年版《魯迅全集》(當時在島內(nèi)是禁書)，“這套《魯迅全集》我讀過好多遍，尤其是《南腔北調(diào)集》、《且介亭雜文》這幾冊，那是我最革命的時期�！�

　　陳芳明早年師從將臺灣文學推向英語世界的教母級人物齊邦媛，此后受左翼思想浸染，在上世紀70年代因反對臺灣地位操于大國之手，一度走出讀書室而投身政治運動；文學觀也隨之一變，繼而為“本土派”宗師葉石濤(著有《臺灣文學史綱》)的入室弟子；待到1992年從美國學成重返故土，以學人身份入幕的陳芳明，出任過臺灣民進黨首任文宣主任(宣傳部長)，在島內(nèi)身份一時顯赫。

　　曾經(jīng)心懷改造民進黨“過度的意識形態(tài)氣息”的他入仕未久，經(jīng)歷前后兩任黨主席許信良與施明德之后，終敵不過對現(xiàn)實政治的失落，“我知道那里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就選擇離開�！贝撕笫�年山中寒窗，著成一套五十萬言的《臺灣新文學史》，乃三十年來首度系統(tǒng)地為島內(nèi)文學立傳。做文學評論的他，筆下是迂緩柔軟的，全然不同于做政論時的快筆，斂藏起了批評的鋒芒。

　　如今已年過六旬，陳芳明仍保持著年輕人一般通宵工作、白日遲起的習慣；時而可在校園的楓樹大道上見到他的身影，健步如飛猶在壯年，只有俯下身撿拾樹葉時，頭頂露出的一圈白發(fā)，才讓人意識到這位臺灣文學守護者已近暮年。

　　一筆三十年的欠債

　　落葉夾藏在籍冊之間當作書簽，是陳芳明束發(fā)讀書時即養(yǎng)成的習慣。翻開早年珍藏的初版陳映真早期小說《我的弟弟康雄》，書里掉落的一瓣枯葉。書幅的空白頁上，還粘了一張剪報，那是《中報》1986年9月刊載的黃碧云對作者的訪談。

　　彼時尚在海外求學的陳芳明，已開始醞釀一樁宏大的文學工程。在《聯(lián)合文學》上發(fā)表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提出的“后殖民”史觀較之傳統(tǒng)“本土派”更能兼收并蓄，是他為這項書寫計劃的投石問路之作。豈料文章甫一刊登，即招來久已淡出江湖的陳映真的猛烈抨擊。

　　熄滅了二十年的“鄉(xiāng)土文學”之爭一夜間重燃，而論敵則從平輩之間，轉(zhuǎn)到了師友輩。那是陳芳明成長于斯的年代，美國介入中南半島的越戰(zhàn)終結(jié)與蔣介石的去世同年，島內(nèi)的政治體制出現(xiàn)松動，一夜之間生出遭遺棄的羞憤，夾帶著被松綁的快感。

　　對于陳芳明來說，陳映真對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造成的慘劇選擇性盲視，和臺灣自五十年代以降所受的全盤西化的強制，都是同樣地難于接受。這種充滿悖論的掙扎甚至滲透進了他這一輩人的審美取向，在陳芳明與同學高信疆(后主持《中國時報》副刊)創(chuàng)立的“龍族詩社”里，他們既傾心于現(xiàn)代詩濃烈、大膽的意向，又想要擺脫瘂弦、洛夫詩歌中西化的烙印。

　　這樣的困擾一直延續(xù)到文學史的書寫中，支配著陳芳明對臺灣文學與社會互動的思考，“雖然在成長過程中見證了現(xiàn)代主義的發(fā)展，但當這個新世代能夠獨立思考時，臺灣的政治環(huán)境已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如何尋找精神出口，就成為重要課題”。

　　時至今日，觸撫陳映真舊作的書頁，仍能感到陳芳明歷久的糾結(jié)，“他的每一本書我都太熟了。他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可敬的論敵。戰(zhàn)后三十年來，還未有過一場論戰(zhàn)能夠如此放膽觸探思想的禁區(qū)�！�

　　島內(nèi)左、右思潮的分途，使得文學品評標準的差異變本加厲。陳芳明始于三十年前的書寫宏圖，“兩度遭遇現(xiàn)實政治的打擊”。第一次是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fā)生，使得這個從書面習得的自由主義者，一度懷疑起文學的“現(xiàn)代主義”背后的政治操控；第二次是在2006年，陳水扁當政時被曝貪腐案件，又使得這位長年的民主追求者，反思過度強調(diào)“現(xiàn)實觀照”，反而強化了政治對文學價值的綁架。

　　直到“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二十周年紀念會上，他愕然發(fā)現(xiàn)同在臺上就坐的，右邊是時任《文訊》雜志主編(國民黨主辦文學雜志)李瑞騰，左邊是歷來被視為“統(tǒng)派”文論家的呂正惠。當堂主持人則是他的英文老師齊邦援，昔日的恩師再次向這位弟子張開了臂膀，動情地說：“芳明，我們一直在等你回來�！�

　　“我們一個是國民黨的，一個是民進黨的，一個是統(tǒng)派的，三個不同的政治主張的人坐在一起，如果是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這樣的場景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齊先生講到那席話，真的讓我突然就驚醒了，是什么讓我們坐在一起的？就是文學本身。”

　　“往前看”的文學史

　　退而入山中著書的陳芳明，于今交出上下兩編的《臺灣新文學史》(2011年初版，2013年修訂版)，終算清了一筆與自己的舊賬。這部積三十年之功完成的大書，從體例看卻是一部難以入類的“非典型”著作，有一副“既像理論論著，又像教科書”的面貌。

　　說它像理論著作，因全書骨架沿襲自三十年前那場論戰(zhàn)的宏大敘事，顯示出全景式的強硬邏輯整合力。諸如對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品評，不僅被置于1949年后兩岸分途的寫實主義語境中，更上溯至林海音、琦君開啟，李昂、陳雪等下承的女性書寫譜系中加以檢視，兌現(xiàn)了他當年發(fā)愿“要為女性作家翻案”的支票。

　　說他像教科書，在巨細無靡地辟出不同時期“女性文學”、“流亡文學”等文章下，幾乎以辭書條目般的方式，遍舉了上百位臺灣文學作者和多達千數(shù)的書目羅列。哪怕是身份偏僻、在國內(nèi)認知不足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學，也被梳理為上中下三代。

　　如此寬泛的書寫譜系，也引致了另一種質(zhì)疑的聲音。作家唐諾就生怕這一做法可能殃及全書品質(zhì)，“芳明老師的書寫充滿善意，但寫史為什么要寫到現(xiàn)在，那些本身價值未有定論的作品值得立傳么？”

　　講到文學標準的爭議，陳芳明翻轉(zhuǎn)著手中葉柄，如初愈之人談論一場尚不遙遠的疾病。而在這部一再延擱的文學史書的寫過程中，他的文學原則和品位也幾經(jīng)顛覆，“我想文學應該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往后看的，往后看是看前人的經(jīng)驗，可是往前看是看到新的嘗試，新的靈魂的誕生，那才是重要的�！�

　　返臺后常年擔任《聯(lián)合報》、《中國時報》等各大文學獎評委的陳芳明，常常為了年輕作者的“出頭”而與其他評委爭得火花四濺，他自言“一部讓人眼目清亮的作品，你忍不住為他‘拉票’，評委之間的意見不一，其實也是文學觀點的碰撞”。他在政大的同事、臺灣文學批評家尉天驄說，“陳芳明原具有詩人的性格，一旦落到現(xiàn)實中，便像波德萊爾所描寫的信天翁那樣笑罵由人”。

　　在文學體制內(nèi)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也迫使他在學院重拾文學研究時，幾乎恢復了年少時期的“大運動量”閱讀，現(xiàn)在仍保持著每周10本、每年逾500冊的當代文學閱讀量。平日最喜挨個把同一作者各個時期的作品在案頭一字排開，進行“全集式地掃蕩”；常常以浩瀚的閱讀，換回書寫中的一個小節(jié)。

　　每遇拍案好文，一激動起來，他就忍不住技癢，信筆為那些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在雜志上鼓噪。甚至一位1989年誕生的年輕詩人凌宇軒也被收入了《新文學史》，提及初讀時的戰(zhàn)栗，陳芳明如今一頭稀疏的白發(fā)也隨著輕晃的腦袋而搖曳生姿起來。

　　以政論的直言快口著稱的他，下筆文學則顯示出溫柔長者的敦厚。陳芳明自解，“對于當權者，你批評他、罵他永遠不會太快，等他下臺你再表彰其功勛，也不嫌遲；但對于作家就相反，他好的時候就趕快鼓勵他，他不好的時候就不要講話，因為我相信一個作家，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是慢慢累積的。以他24歲寫出的東西，如果我們再給他24年，到48歲，他也還很年輕，那可能是一個作家最好的時候�！�

　　南都周刊對話陳芳明

　　“沒有革命的條件，我們就應該從人文”

　　南都周刊：你當初抱著參與臺灣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雄心回到島內(nèi)，在短暫的從政生涯后迅即轉(zhuǎn)投入文化領域，出于怎樣的考慮？

　　陳芳明：我回到臺灣已經(jīng)知道臺灣社會改變了，可是我人還沒有改變，我好像還是被壓迫，還是被放逐的那個讀書人。流亡的那個狀態(tài)，我那時候還懷抱著革命的夢，那是最幼稚的時期，所以我一看到現(xiàn)在喊革命的人，就知道他們很幼稚，我曾經(jīng)就是這樣子過來的。我寫過一本散文集叫做《夢的終點》，就是很強烈地告訴我的朋友，我那個革命夢已經(jīng)到達終點了，因為我知道臺灣沒有革命的條件。因為沒有革命的條件，我們就應該從人文。我想文化并不是用口號吶喊，也不是用黨的政策去規(guī)范，它是自然而然從民間生長出來的。

　　我常常講一個社會文化會到達某一個高度，并不是由某一個人或者某個刊物來主導的，更不是一個政黨就可以去左右的，它是點點滴滴非常瑣碎的，可以是慢慢累積起來到達一個高度。如果有一個機緣到了，需要解決某個問題的時候，這個文化高度就可以跟它對話。

　　南都周刊：在你的那段從政生涯中，是否曾試圖把個人的文化抱負投入到政治身份的運用當中？

　　陳芳明：我正式回到臺灣是1992年，擔任民進黨文宣部的主任。那個時候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整個的變化不可能只是政治文化，如果文化不能解決這個社會的問題，恐怕政治問題一定會很麻煩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在民進黨的時候，希望能夠改造黨的形象，它不可能是一個永遠在街頭運動的黨，我想它能不能改造成一個有文化意圖的黨。

　　在1993年，我舉辦了民進黨第一次所謂的文化會議，那大概也是民進黨唯一的一次，我邀請了當時主管國民黨文化政策的李瑞騰先生。我要他來的時候，他也嚇一跳，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像民進黨這樣很意識形態(tài)的黨，怎么可能會邀國民黨去參加文化會議。那次座談，我還跟李瑞騰有過一次辯論。那個辯論很小，但是交鋒以后就知道兩個人都很善辯，跟我接近的人慢慢了解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所以對各種思想我都能夠接受，也愿意接觸。

　　南都周刊：你以一個同時身兼過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文學批評家的角度來看，社會制度劇烈變動的背后，在臺灣的文學體制延續(xù)下來的積極因素是什么？

　　陳芳明：臺灣的文學獎有公正的地方，評審的過程是公開的。像大陸很多獎項的過程就不是這樣的。這個和臺灣是不一樣的，臺灣是很開放的。而且我們臺灣的文學獎每個縣市都有，每個學校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有些比較大的文學獎，比如說臺北文學獎，那些得獎者一定是在最為重要報紙里面得過獎，而且其實他們都已經(jīng)是各個基層獎項的獲得者，他可能是高雄的，可能是某一個學校的。所以這個是不斷篩選的機制。參加評審的人要講出道理，為什么投他，他的優(yōu)點在哪。這就是一種博弈。每個評審會講出我為什么喜歡他，或者不喜歡他，都要說出來。所以我想在臺灣，一個新生代的作家誕生的時候，他是經(jīng)過篩選才出來的。這個是臺灣的文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