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門牌見證一個時代的文學(遆存磊)

《凌汛： 朝內(nèi)大街166號》 馮驥才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12月

　　朝內(nèi)大街166號，對馮驥才的人生有極大的意義，自然其本身也有著復雜的況味。在馮驥才的回憶中，韋君宜、嚴文井、秦牧等與朝內(nèi)166號息息相關(guān)的人物，躍然于紙上。一個簡單的門牌號，一個老舊的出版社，予作家的影響是超乎想象的。因之，馮驥才言道，“如果老樓拆了，回憶更無憑借。我要趕緊去趟北京，站在老樓前拍張照，為了紀念，更為了永遠的記憶與深刻的懷念”。

　　如今的馮驥才以文化遺產(chǎn)、民俗學研究者的身份為公眾所熟知，而留在文學讀者記憶中的，更是那個寫《神鞭》、《三寸金蓮》、《炮打雙燈》，寫《一百個人的十年》的作家馮驥才。而奔波于鄉(xiāng)野，為即將逝去的民間文化大聲疾呼的馮驥才，其實也并未忘卻自己的文學來路，當從友人那里得知坐落在北京朝內(nèi)大街166號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老樓就要拆除翻蓋新樓時，“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層的什么東西，怦然一動”，這便是《凌汛：朝內(nèi)大街166號1977-1979》一書的起因了�！巴鶗r光的隧道里一伸腳，卻撲通栽進自己如煙的過去，栽進過往歲月的深井，栽進一個時代”，馮驥才所記憶的這個時代，即新時期的萌發(fā)，親歷者的所見所聞，給予我們的啟示應有另一番新意。

　　說起出版社與作家之間的關(guān)系，各個時代有各自的特點，但如1977年的此種“借調(diào)寫作”，大約是前不可見，后來亦絕吧。那時文革剛剛結(jié)束，出版社可以放開出書了，但發(fā)現(xiàn)書稿奇缺，“當時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勞改，寫出來的東西就是毒草，也沒人敢寫，更沒人敢出版”。這就給籍籍無名的業(yè)余寫作者以機會，出版社要從他們中間尋到合適的人選，打磨出可用的書稿。所謂“借調(diào)寫作”，即這些寫作苗子“臨時‘借調(diào)’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負擔，住房不要錢，在編輯的幫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達到出版要求與質(zhì)量為止”。馮驥才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來此修改長篇小說《義和拳》，這一“借調(diào)”就是兩年，如此一段時光既是他個體生涯中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亦見證了時代的風云變幻，文學界在新時期的悸動與波折。

　　馮驥才的《義和拳》雖幾易其稿，但終究是改出來了，不過予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那些稿子沒能改出來的作家。他回憶了一位早三四年就借調(diào)到社里的作家，遼寧鐵嶺人，一肚子鄉(xiāng)土傳奇故事，善于講述，多好的小說素材，卻在這反復修改的書稿里派不上用場。因為這位鐵嶺作家要修改的小說，起筆于文革中，這幾年政治形勢顛來倒去，小說人物與情節(jié)必須緊跟著變來變?nèi)ィ�“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資派；明天政治風云突變，反面人物變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換成老干部”，把這位作家折騰得夠嗆。終于有一天編輯無可奈何地告訴他，正反人物逆轉(zhuǎn)，這個小說怎么也改不出來了。作家只好黯然離去。

　　讓馮驥才體味到春之寒冷的，應是他大膽寫出的小說《鋪花的歧路》。在寫《義和拳》的姐妹篇《神燈》時，意外受詩人葉文福懺悔的震動，那是一次酒后，葉文福痛苦反省當紅衛(wèi)兵打自己老師的往事，“大馮，你要絕對相信我—我對革命是赤誠的，就因為赤誠，我打得才特別狠！”受此觸動，馮驥才的記憶中浮出類似的故事，暫停其他小說的寫作，先把這個故事寫了出來，名為《創(chuàng)傷》。拿給人民文學社，卻給社里出了個難題，審查意見難以出爐(在此期間，盧新華的《傷痕》發(fā)表，因題目相似，決定改為《鋪花的歧路》)。事情的復雜以致流言四起，“馮驥才的稿子出問題了，完了，馮驥才是反革命了！”人文社專門召開“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討論《鋪花的歧路》、《冬》(孫颙)、《生活的路》(竹林)，解決思想的爭端，“這時，我感到罩在頭頂上那堅硬的冰層出現(xiàn)了碎裂”。之后，這篇小說先刊發(fā)于1979年第2期的《收獲》上，同年人文社出版單行本，雖仍然爭議不斷，但開堤的潮水已然是不可阻擋的了。而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既是文藝界的重聚，也是文學風向一路向前不可逆轉(zhuǎn)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