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關(guān)注詩人梁小斌(王宇)

深圳商報 王建明/圖

　　文學評論家徐敬亞曾經(jīng)說過，“在文學荒原上，中國有兩個天真的孩子，一個是顧城，一個就是梁小斌�！�

　　真如徐先生所云，就太不妙了——顧城在1993年在新西蘭寓所自殺了，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梁小斌日前則因腦梗在北京緊急入院，他無固定收入和社保醫(yī)保，恐難承受高額醫(yī)療費，病得如此深重，他曾是朦朧詩派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1980年創(chuàng)作的詩作《中國，我的鑰匙丟了》、《雪白的墻》，體現(xiàn)了一代青年對歷史的反思，在中國詩壇引起巨大反響，梁小斌的散文隨筆作品具有思辨與哲理交融的獨特風格，其《地主研究》、《獨自成繭》和《梁小斌如是說》備受好評。

　　這兩個事例，基本上反映了那些經(jīng)濟不怎么寬裕、文學成就比較高、體制之外的特殊作家群體，也許就印證了孔夫子所謂“君子固窮”的千古遺訓。

　　清代小說家蒲松齡誠有《聊齋志異》的大作，但他原本掙扎于社會底層，憑私塾教書來謀生，教私塾一年的“工資”只有8兩銀子，而維持一個三四口人的農(nóng)家生活一年至少需要20兩銀子，所以他的困窘生活在《日中飯》的詩中表露無遺，“午飯無米煮麥粥，沸湯灼人汗簌簌。兒童不解燠與寒，蟻聚喧嘩滿堂屋：大男揮勺鳴鼎鐺，狼藉流飲聲棖棖；中男尚無力，攜盤覓箸相叫爭；小男始學步，翻盆倒盞如餓鷹。弱女踟躇望顏色，老夫感此心煢煢”，剛過麥收，蒲松齡家卻只能煮點麥粥。幾個饑腸轆轆的孩子不管冷熱，見了稀粥就你爭我搶，這讓蒲松齡看了好生悲傷。

　　曹雪芹也是如此，他在《紅樓夢》第一回中寫道“所以蓬牖茅椽，繩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懷”，曹氏所處，那是一種怎樣困窘和苦痛的生活場景？

　　時移世易，換了人間，如今已非蒲松齡、曹雪芹等“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的時代，已非“君子固窮”的時代，而是商業(yè)大潮奔涌而來的時代，大潮裹挾之下的作家們或如魚得水，或收入平平，或難以為繼，因人而異。確實，有的人在“創(chuàng)作和賺錢”上可以一身而二任焉，例如去年年底公布的中國作家富豪榜的中，前三位分別為鄭淵潔(2600萬元)、莫言(2150萬元)與楊紅櫻(2000萬元)。盡管郭敬明在今年的富豪榜上滑落至第4位，但他依然以過去7年內(nèi)，累計總收入1.11億元成為中國作家中名副其實的吸金王。

　　財富更不是判斷作家實力的唯一標準。十分清貧的人不一定就是優(yōu)秀的作家，同理十分富有的人不一定就是成就不高的作家。是否賺錢，賺錢多少，是衡量商人的重要標準；小說銷量如何，只是文學的一個參照系，但絕非標準。衡量作家的核心標準，應該是文學作品的質(zhì)量。

　　文學的功能也許相當小，但在一個經(jīng)濟發(fā)達的背景下，一個作家、尤其是一個有成就的作家，即使再窮，也應該有自己的尊嚴。當然，也許他們固執(zhí)而清高，也許他們不想轉(zhuǎn)換角色，也許他們不愿意媚俗，也許他們在體制之外。我想，恰恰是他們在堅守在底層寫作，才維系著文學的持續(xù)發(fā)展。如今作家們不知不覺地把自己逼進到一個特定的視角，一個十分生活化的視角，他們由衷地關(guān)心普通人的現(xiàn)實人生，尤其是底層人們的現(xiàn)實人生，作家們的視角正在下沉之中，正在底層的深入之中。

　　對于像梁小斌這樣有成就的底層作家，他的治療狀況，社會應該給予深刻的同情，正如文學評論家葉匡政所言，“希望有關(guān)部門能建立一個文學基金，或者類似機構(gòu)，幫助這些經(jīng)濟不怎么寬裕，但文學成就又比較高，特別是處在體制外的特殊作家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