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眼中的文學

——記第三屆世界漢學大會“中外文學獲獎者論壇”

沃萊·索因卡

閻連科

西格麗德·努涅斯

劉震云

張悅然

　　2012年11月4日上午9時，第三屆世界漢學大會“中外文學獲獎者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報告廳舉行。沃萊·索因卡、閻連科、西格麗德·努涅斯、劉震云、朱莉亞·李和張悅然共六位中外文學獲獎者，依次對“文學與世界”、“文學與思想”和“文學與我們”三個主題進行了對話，多位國內(nèi)外著名作家和學者進行了回應和點評。

　　文學與世界

　　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首先祝賀莫言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認為“這是對一切文學和自由的支持者莫大的鼓勵”，表示參加本屆世界漢學大會的目的是“呼求自由，呼求我們今后應該如何去解釋‘人’本身”。他提出人類的生存已經(jīng)“被困在僵化的教條和自由探索之間”，并圍繞這一話題展開正反兩面的論述。

　　首先，他批評了“反智者”、“不忠于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人”與“禁忌”的發(fā)明者。這類人因為害怕人類創(chuàng)造性對自身安全性構成威脅，發(fā)明“禁忌”來操縱人類的心智，占領人類的想象空間。他們“實際上是一種神權的和世俗的政治的結合，他們不允許任何人質疑”。

　　隨后，他重新闡釋了“我思故我在”的內(nèi)涵——“我思”在根本上是一種遐想和臆斷，一種沒有限制的思考，是人棲居的理想之地，也是人對權力、宗教和世俗的挑戰(zhàn)�！疤魬�(zhàn)”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因此，索因卡呼吁：“讓我們?nèi)ハ胂肽切�對現(xiàn)實的更多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就是‘我創(chuàng)造故我在’�！�

　　對于索因卡的發(fā)言，老舍文學獎得主閻連科評價：“這是我們經(jīng)常思考而沒有思考到、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東西。如果我能代表大家的話，將對他的發(fā)言表示尊敬�！辈⒁浴熬薮蟮氖澜缗c最小的我”為題，從三個層面闡發(fā)了他的觀點：

　　一、“我的文學”。他認為，很多具有世界意義的作品討論的恰恰不是世界性，而是在世界文學中討論了“什么是‘我的文學’”，只有用自己的文學思維去辨析和追求世界的文學思維，才能透視文學的大個性，才能談論世界性。閻連科說自己的文學宗旨便是“要在說不清的地方說清楚”，并將文學看作認識世界的方法和途徑。

　　二、“作家形象”。作家的身份必須在作品中得到辨識，“有了‘我的文學’，才能有‘我’這一作家……就像我們閱讀魯迅的作品，魯迅的形象甚至比人物的形象更鮮明。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就能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焦慮、困惑和痛苦�！敝劣谒�本人的形象，他笑談：“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個不完全的閻連科，而閻連科這個形象在我的作品里才更完整呈現(xiàn)出來�！�

　　三、“文學土地”。閻連科指出：“每一個作家都有個人性的文學土地，這并不是指紅土、黑土或黃土，而是洋溢著作家本人的文化意識的文化土壤。只有那些屬于‘我’的、在自己的文學土壤中開出的文學之花才具有廣泛恒久的意義。”他也自稱：“我還在尋找和培育著這片土地�！�

　　文學與思想

　　西格麗德·努涅斯是美國當代著名的作家兼文學評論家，曾獲美國懷丁作家獎。由于天氣的原因她未能出席本次漢學大會，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司馬懿宣讀了她的演講稿。

　　西格麗德·努涅斯通過發(fā)問“我們?yōu)楹螌懽�？寫作的思想從何而來？”引出她的兩個中心議題：思想該不該成為文學作品的核心要素；文學作品中思想的特質是什么。西格麗德·努涅斯列舉了米蘭·昆德拉、納博科夫和蘇珊·桑塔格對第一個議題的不同看法，其中她對蘇珊·桑塔格的看法表示認同：文學作品的魅力離不開思想的光芒。但她同時認為，小說家的思想不同于哲學思想，真正的文學思想到底是什么，她至今也無法確定，只能通過閱讀和寫作來不斷探尋。

　　對此問題，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云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文學思想的重要性。他堅信，一位偉大的作家必定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思想之于文學，正如地基之于大廈。他還將作家與哲學家進行對比，認為哲學家是采用某個思考維度來思考某個領域的問題，而作家是用全部情感來思考整個人類與歷史。

　　二是中華民族、中國文學的思想。劉震云指出，孕育于大陸的中華文明具有自閉性，拒絕陌生和冒險，導致思想營養(yǎng)上的先天貧乏。但另一方面，中國文學不缺乏思想，產(chǎn)生了魯迅這樣偉大的思想家，魯迅思想之深邃從他所塑造的三個典型人物可看出——即阿Q、祥林嫂和孔乙己。

　　三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家的思想性。劉震云指出，莫言是中國當代具有思想的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是實至名歸，但他并不是唯一有資格的獲獎者，因為這涉及到漢語作品的翻譯問題。如果用漢語來評選，中國目前至少有十位有思想的作家可以與莫言一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在觀眾提問環(huán)節(jié)，劉震云解釋了衡量一部作品、一個人、一個國家是否有思想的標準，是“眼光”與看問題的出發(fā)點、視角和遠見。“一本書，一個人，一個民族莫不如此�！�

　　文學與我們

　　來自澳大利亞的青年小說家、電影導演朱莉亞·李，結合她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討論了文學與電影之間的關系。她認為從第三部作品開始，她“不會以一種寫作者的身份進入到作品中去，而是以一種外在的立場來描繪主人公的行為與姿態(tài)�！睆拇艘院�，她的作品開始帶有電影“純粹外在書寫”的色彩，她自知這種“外在書寫”風格的形成，對自己的書寫方式其實意味著一種約束。她也談到外界因素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干擾，呼吁現(xiàn)實環(huán)境能給予藝術創(chuàng)作足夠的自由，使文學和文化能夠越來越強大，傳遞到更廣闊的地方。

　　曾獲春天文學獎的青年作家張悅然同樣結合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談論了中國年輕一代作家所面臨的創(chuàng)作困境。她否認年輕作家與前輩作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寫作題材。“80后”作家與中間代作家被出版界明確地界定出來，以區(qū)別他們與前輩作家的不同。但在張悅然看來，“這種不同只是因為前輩作家在其所擅長的題材上已經(jīng)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而我們只能用這種題材的不同來慰藉和鼓勵自己�！彼�認為，年輕作家與前輩作家的不同之處在于文學閱讀。前輩作家的主要閱讀對象是西方經(jīng)典作品(如托爾斯泰、福樓拜)，年輕作家的則是西方當代作品(如村上春樹、瑪格麗特·杜拉斯)。張悅然強調，經(jīng)典的沒落與閱讀的多樣化，是年輕作家應該重視的問題。

　　張悅然指出了年輕作家小說背景的趨同性�！�80后”作家在進入大眾視野之后，反映他們童年鄉(xiāng)村生活的文本創(chuàng)作越來越少，甚至消失殆盡。另一方面，年輕作家筆下日益趨同的城市生活正在失去生命力，她認為：“年輕作家如何沉入城市生活的深處，尋求中國獨特的城市生活經(jīng)驗，這是應當思考的�！彼�也反思了年輕作家小說語言的同質性——隨著標準書面語的普及，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越來越少地出現(xiàn)在年輕作家的作品里。他們更熱衷于日本翻譯體的語言，這種語言固然規(guī)范、優(yōu)雅，卻會使?jié)h語失掉不少原本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