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書房一角

——訪周有光先生記

　　編者按：“年紀老了，思想不老，年紀越大，思想越新，這樣才好，年紀越來越大，思想越來越進步。”近日，在“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周有光先生111歲華誕座談會”上，由于剛病愈出院而未能出席活動的周有光先生通過視頻與大家分享他的心得。2015年，周先生的著作《從世界看中國——周有光百歲文萃》與讀者見面，同年，其子、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周曉平因病去世，享年82歲。雖然人生有悲歡離合，所幸深耕于語言學、經(jīng)濟學、人類學領(lǐng)域的這位百歲老人能以書為伴，更將自己對中國歷史、文化、政治等所想所思付諸文字，成果斐然，令人肅然起敬。我們特選此文與讀者一起走進周先生的書房，感受那份書香。

　　2013年8月25日，我見到了周有光先生。坐在老先生對面，和他大聲地說著話，但因為激動，一時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我說讀了先生的著作《拾貝集》，很震撼。先生說，那些東西是不能輕信的。我知道這是謙辭，便問現(xiàn)在是否每天還在讀書？他告訴我，眼睛還是很好的，用的是人工晶體，只是耳朵不太好使，需要借助聽器才勉強可以聽見。我這才注意先生每每聽我講話，都需要側(cè)耳來聽，十分吃力。一時有些愧疚，片刻沉默，想起了美國的張充和先生(周先生夫人張允和之妹——編者注)。張先生今年也已百歲高齡了。于是，便大聲問他與張先生還有無聯(lián)系。他說耳朵不好使，已經(jīng)很久沒有通話了。后來又談起張先生的書法，他笑著說張先生在美國耶魯大學教書法，可她的學生都不懂漢字，只能照貓畫虎，連張先生也自嘲，她有三千弟子皆白丁。

　　幽默的回答一下便拉近了距離。顯然，先生的精神是很不錯的。記得一進門，就看到他笑瞇瞇地坐在小書房的一張電腦椅上。我上前與先生握手，祝福他長壽。在我請他簽名的幾本書上，他都不忘寫上這樣一句：“時年108歲。”108歲(此處為虛歲)，對于一般人來說，幾乎都是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生命傳奇。而我更為驚嘆，甚至敬佩的是，在這樣的年齡，他還能讀書、思考、寫作，并時有著作出版。

　　未見其人，先閱其著

　　先生在100歲時出版《百歲新稿》，105歲出版《朝聞道集》和《拾貝集》，都是在退休后乃至百歲高齡時的所思所想。我了解先生，便是從讀《拾貝集》開始。那時，我在北方一個山腳下工作，環(huán)境閉塞，心情懊喪，夜讀短文，如若電擊。真沒想到，這樣一位曾經(jīng)在經(jīng)濟學、銀行金融和漢字改革領(lǐng)域頗有建樹的專家，卻有著一種難得的思想清醒和尖銳；也真沒想到，這樣一位年過百歲的老人，內(nèi)心卻還燃燒著一團升騰的火。

　　印象很深的是2005年秋，我正在北京讀研究生，常在學校附近魏公村的一家書店看書。一天傍晚，有兩位中年婦女結(jié)伴到書店詢問三聯(lián)書店剛出的新書《百歲新稿》，也向我熱情推薦了先生的著作。那時無知，不知道周先生。彼時，我甚至還有些厭煩老人家，擔心他們的世故、精明、頑固、守舊，甚至是糊涂。5年后，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才讀了先生的著作，頗有恨晚之感。2010年春天，我曾為一家日報的文藝副刊組稿，并策劃過一組以世界讀書日為主題的稿件。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副總編輯孫立川給我發(fā)來的稿子中，有這樣一段日記：“2010年4月10日，香港，多云，星期六。今早返編輯部，續(xù)看周有光先生的《拾貝集——105歲老人的醒世警言》的最后清樣。去年9月初，我去京華拜訪他時，老人家交給我一沓打印稿，上面斑斑朱筆，又再三叮囑我：以此為準�；貋砑毧茨菚�稿，一點一劃，了了分明�！�

　　《拾貝集》在香港先行出版，內(nèi)地則在不久后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我第一時間就買到了這本書。果然如孫先生所言，這些文字“雖短小精悍卻汪洋恣肆，平淡如水則意蘊深厚，而且句句是真話，有赤子之誠”。于是，我立即購買了先生的《朝聞道集》來補讀。2014年，周先生108歲了，古稱“茶壽”，很多學者寫文章祝賀。我得知8月底，孫先生會來北京參加國際圖書博覽會，會余可能拜訪老先生。于是便郵件聯(lián)系，希望自己也能有此榮幸。8月25日下午，我和孫先生在前往周先生家的車上，還在擔心是否能夠順利見到老先生。我問孫先生：“過會見到老先生，可否單獨交流呢？”孫先生說，老先生最喜歡和年輕人談話了。

　　周先生讀些什么書

　　在老人的書房里，我們拍照合影，請他為新書簽名，也斷斷續(xù)續(xù)地談話，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間，頓時變得非常熱鬧。環(huán)顧先生的書房，我看到有4個大小不一的舊書架，靠墻而立，一張發(fā)黃的書桌，放在窗戶旁，但都是極簡單、極樸素的物品。如果不是書架上的一個平板電腦和正在使用的空調(diào)，真有些恍然舊時的感覺。書架上的書并不是太多，有關(guān)語言文字方面的書籍占主要位置，諸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漢語大辭典》、《英漢大辭典》等這樣的工具書，因為塊頭大，十分醒目。

　　我還注意到距離先生很近的地方，有兩本精裝書，也很醒目，應(yīng)是可以隨手拿到的，想來是近來在讀，或許準備在讀的書籍，均是當前值得一讀的學術(shù)著作，它們分別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著作《鄧小平時代》和南京大學已故學者高華的著作《革命年代》。從一個人所讀的書，大抵可以看到這個人的精神向度。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什么先生的文字之中，總是有著諸如閃電般的思想光芒。他的視野依舊開闊，而他的文化底蘊和人生積淀卻是他人難以企及的。孫先生此行的一個目的，就是出版老先生近來的著作。由此，我想周先生一定還是筆耕不輟的。孫先生糾正我說，老先生是使用電腦的，而不是用筆。108歲的老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參與編制了“漢語拼音方案”，又在92歲學會了使用電腦，并進行寫作，他仿佛永遠走在時代的前列。這本身就是一件饒有意味的事情。

　　書房里的懷念

　　我還注意到在先生的書房里，掛著數(shù)張照片，其中好幾幅是周先生與他的夫人張允和先生的照片。這或許也是一種深深的懷念。在我詢問的時候，周先生特別強調(diào)夫人是93歲去世的。他對我說，張家四姐妹，現(xiàn)在就剩下最小的了。但這一句話，似乎又是他的自言自語�；蛟S我的話，令他想起了往事。我很想和他再談?wù)勆驈奈�，一個傳奇而杰出的中國作家。但想了想，先生曾寫過一篇《連襟沈從文》這樣的文章，也便罷了。張家四姐妹，個個蕙質(zhì)蘭心，而他們的丈夫，也個個令人敬佩。大姐張元和的丈夫顧傳玠是昆曲演員，二姐張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是文字改革者，三姐張兆和的丈夫沈從文是作家，最小的張充和的丈夫傅漢思是漢學家，似乎個個都與中國文字頗有緣分。無論是使用中國文字、改造中國漢字，還是吟唱、翻譯、書寫和研究中國的文字，其實都是為中國文化創(chuàng)造光熱。

　　一個多小時后，孫先生提醒我們該走了。之前已經(jīng)在這里拜訪的從事拉美經(jīng)濟史研究的張森根，也準備告辭。我們一一握手，再次祝福先生長壽。下樓后，我深深呼了一口氣，似乎還沉浸在一種“追星”的興奮之中。張森根是周老文集的編選者，編輯過包括《拾貝集》在內(nèi)的多本論著，他說不久前周先生給他打電話說，我們現(xiàn)在應(yīng)該進行“禮貌教育”。聽后心里頓時有些慚愧，我們這些樂于“追星”的人們、沒有接受過“禮貌教育”的新時代，不知是否會有令老先生感到不舒服乃至厭煩呢。張先生補充說，老先生總在思考問題，有時會和他通電話，但他只是自己講，因為根本聽不見別人講話，于是笑稱自己是聾人講話。我忽然覺得，先生就像一個自我完備的美妙世界，不斷地給我們傳送著精神的光熱，我們可以接近他、了解他、認識他，而他卻已經(jīng)很難接收到我們這個世界的喧嘩、吵鬧、蕪雜乃至荒誕了。

　　(本文選自《歲歲年年有光》一書，有刪節(jié)，該書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