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葉辛憶插隊：第一次看我們住的泥墻茅草屋時呆若木雞

　　核心提示：記憶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住的泥墻茅草屋。第一次看到這座茅草屋時，用呆若木雞來形容我們的表情并不為過�？缮�活還得繼續(xù)。

作家葉辛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10期，作者：葉辛，原題為：《我經歷的知青回城》

　　我的情況和大多數知青不同�！鄂沲蓺q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調到了貴州省作家協(xié)會，就這樣，我在滿腦子只有出書的情況下離開了農村。我連出了3本書，稿費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總共拿到了400元。實事求是地說，我是1700萬知識青年中運氣較好的。

　　1968年，按照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高潮，總共有1700萬知識青年從城市涌向農村。改革開放的春風，新政策的出臺，又使在農村的大部分知青回歸城市。

　　難忘的插隊生活

　　“文革”期間，戴著大紅花、插隊落戶鬧革命的111萬上海知青來到農村之后所面對的第一關，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關，不是思想關、勞動關，而是生活關。

　　一件7元錢的軍大衣，外加每月36元生活費對于當時的知青來說已經十分誘人，因為當時大部分知青并不能得到這種待遇，有的甚至沒有生活費，只能靠自己勞動，拿工分養(yǎng)活自己。葉辛就屬于后者。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節(jié)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當時有一些青年熱血沸騰，咬破手指寫血書，表示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也有一小部分人，從種種渠道感覺到了城鄉(xiāng)差別很大，不太想去。而我的態(tài)度既不十分積極也不推脫，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隨大流，這是我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

　　上 山下鄉(xiāng)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出發(fā)去貴州農村插隊的。我記得我坐上火車時，外面還穿著一件棉襖。“好兒女志在四方”人 人都喊。喊的同時，我隱隱意識到：我們到農村去是扎根一輩子，不會再回來了。但那時更多的，是一腔熱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們應該在農村廣闊的天地里大有 作為。那時我們年輕、虔誠，也很狂熱，當然現(xiàn)在看來也有點盲目。

　　在貴州省的上海知青約有一萬余人。

　　從現(xiàn)代大都市上海到閉塞、貧窮的貴州，路途遙遠，一路上我們的熱情也在疲勞打擊下慢慢地冷卻了。我們最先在貴州一個小城市貴定下了火車，在那里鋪稻草睡了一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枕著稻草睡覺。

　　真 正抵達我們插隊所在的修文縣，則是在第二天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車之后了。如果說疲勞只是磨掉了我們的激情，那么真正可怕的是踏進山區(qū)、山寨剎那，面對和我們 想象截然迥異的農村時內心的巨大落差。到修文縣久長鎮(zhèn)時，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甚至不愿意下卡車。她們就在卡車上跺著腳叫道：“我們是聽毛主席的話來 的，是來建設新農村的，怎么跑到這寸土不生的山區(qū)來了�！�

　　現(xiàn)實從一開始就殘酷地顛覆了我們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那些美好的想法即使不是我們十多年生活的全部，也是支持我們來到農村的最主要動力，而這里和我們從小接受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到處都在勝利前進的農村畫面完全不同。

　　當時我們是6個年輕人一起插隊落戶在砂鍋寨。記憶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住的泥墻茅草屋。第一次看到這座茅草屋時，用呆若木雞來形容我們的表情并不為過。可生活還得繼續(xù)。

　　然而，當十年下鄉(xiāng)結束，要回歸城市時，我已經和許多農民一樣了。有時生產隊派我到貴陽出差，買打米機之類的農具。我就穿件破棉襖擠火車，沒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圍的人一起聊聊天氣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會發(fā)愁，會想這青黃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沒糧食吃了。

　　十 年七個月的插隊生活教會我用農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這是我人生經歷中最大的一筆財富。我從小生活在上海，這10年則使我熟悉了最貧窮山 鄉(xiāng)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些日子里，我開始思考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這一代人的命運，了解到中國農民的真正生活。這段經歷對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后來我在貴州的土 地上成了作家，從鄉(xiāng)村的崎嶇小路走出來，這些都可說是得益于十年又七個月的農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