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越走越遠的秦嶺

　　我讀小說會謹慎選擇，不光因為時間和精力。我看重優(yōu)秀小說傳遞的文學精神、社會價值和反思方式。這些比小說技術更要來得不易，也是不能輕易學來的。中外經典小說的經驗提醒我們，好小說好在哪里。

　　6年前在中國作協(xié)召開的秦嶺小說研討會上，有人認為秦嶺小說的貢獻首先在于提供了許多有認識價值的元素，這是個不低的評價，僅這一點，已經說明了秦嶺小說的品質。大約在10年前，我曾經給秦嶺的小說集《繡花鞋墊》寫過序，吸引我的是小說中那種既新鮮又滄桑的異質氣息。我所指的新鮮，是因為他切入問題的方式與眾不同；我所指的滄桑，是因為小說里有對歷史和世事的洞察。秦嶺這個年輕人非常清醒，清醒到他中學時期的文章早早被選入小學課本依然不驚不咋。他明白自己該與中外小說的經驗和方法比照什么，同時又不會被某一階段的流行和媚俗所左右，他善于用歷史眼光判斷現實，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中國鄉(xiāng)村的感受，他筆下的鄉(xiāng)村由于與歷史、民族、社會、文化的關聯(lián)性而籠罩著一種精神氣場。近年來，他出版了長篇小說《皇糧鐘》等幾本書，發(fā)表了《借命時代的家鄉(xiāng)》《殺威棒》《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棄嬰》等一批有影響的中短篇小說。他穩(wěn)中求變，又有堅守。說秦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思想型小說家，我認為是有道理的。

　　讀《殺威棒》和《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我發(fā)現秦嶺已經不是10年前的那個秦嶺了，他思想飛翔的半徑以及考察世事的范圍遼遠了許多，技術和語言也愈發(fā)變得圓熟老到了。明顯的是，10年前那種信馬由韁的敘事風格，如今多了幾分節(jié)制和對品相的把握�！杜�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中，西部干旱地區(qū)一位懷孕的女人和一個同樣懷孕的狐貍本是死敵冤家，為了一口水，人(狐)性的默契與回歸在那個上午變?yōu)槿f物生存秘籍的永恒，構思之巧妙，令人叫絕。《殺威棒》中，遭受時代愚弄的民辦教師用教鞭泄憤抽打知青子弟，讓我們聽到了中國農民在荒謬時代的真正發(fā)聲。稍有判斷力的讀者，一定會發(fā)現這是秦嶺給知青文學提供的另一副面孔。終于，我們在以知青為反思主體的程式化的知青文學中，遲到地、驚異地感受到了農民和農民式的憤怒。其反思歷史之深刻，獨樹一幟。《碰瓷兒》是我視野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津味兒”小說，也是秦嶺惟一以天津市井生活為題材的一篇小說。那些天津衛(wèi)用自己的肉體與汽車“刮擦”訛詐錢財的背后，是物質時代權力、金錢、道德、靈魂的傾斜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明暗光線相互交織、反襯下的繁華大都市真實而客觀的一個投影，再說遠一點，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物質時代都市人際生態(tài)的一個縮影。《心震》是一篇汶川地震題材的中篇小說。秦嶺的高妙之處在于，他為災難來臨前的每個人豎立了人性的界碑，在這塊誰也見不到的界碑上，留下了讓我們震撼的、觸目驚心的靈魂景象。當年，秦嶺的另一部中篇《透明的廢墟》曾被認為是“第一部成功表現汶川地震的小說”，到了《心震》，他把人性的真皮、畫皮一起撕開，靈魂無處可逃。記得有次秦嶺聊起小說與災難的關系，認為“審視災難不在于歲月沉淀的長短，而在于是否有歷史觀”。我是同意這個觀點的，中國近代史上的災難不計其數，可是，幾百年過后，一百年過后，幾十年過后，我們的作家們又是怎樣的態(tài)度呢？文學史里的空白有多大，答案就有多大。

　　如今有一種現象其實是很奇怪的。人們論創(chuàng)作，似乎都在講靠近現實、立足當下，卻忽視了最終將被歷史一網打盡的宿命和教訓。姑且不提短短幾十年內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新世紀文學一浪湮滅一浪的怪相，即便是近十幾年、近幾年的文壇，也在標新立異輪番打擂，而所謂的殺手锏，多是社會現象的描摹和情緒的宣泄，筋疲力盡之后，又不得不橫向西方前沿、縱向中國百年前尋找文學的真經。秦嶺可貴的一點，就是不買這筆糊涂賬，他的《借命時代的家鄉(xiāng)》是一篇將歷史和現實鏈接得嚴絲合縫的小說佳作，也是一篇在追風流俗的時代容易被誤讀、被低估、被斷章取義的小說。小說講述了改革開放時代西部干旱地區(qū)的農村青年董建泉與市場、權力、婚姻、家庭、傳統(tǒng)倫理既抗爭又妥協(xié)的悲壯而復雜的心靈史。在主人公身上，我們能隱隱看到《創(chuàng)業(yè)史》《人生》中梁生寶、高加林的影子，但本質上又是一個全新的、更加復雜的農民形象。作者巧妙地跳出認識歷史的局限，在物欲世界與傳統(tǒng)宗族觀念交鋒的巔峰上，把人物的歷史背影投放得很遠，有歷史的追溯感。只要我們承認現實的復雜性，承認這個時代農民活著的難度，我們就會發(fā)現，這個小說里，靈魂的救贖感人肺腑，歷史的反思直指大地。我們看到的農民，既是時代的農民，也是歷史的農民。

　　秦嶺已經有自己的經驗和方法了。他對現實的關注，與一般作家對現實的關注不完全是一個概念。在他看來，關注好了，現實就是歷史的一部分；關注不好，現實便是一張過時的黃歷。對歷史負責的作家，其作品在現實中不一定人人認可，但在歲月長河的沖刷之后，卻能夠留下來。從維熙把《皇糧鐘》比作“一個時代的刻度盤，一個歷史的記載”。他對秦嶺的判斷，我是認同的。

　　作家在中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職業(yè)。當我們以文學的名義仰視作家的時候，別忘了作家這個名號也許只是一個副產品。中國歷代的文學經典，也不是現代意義的所謂職業(yè)作家寫出來的。有一年，在北京，來訪的歐洲某國學者告訴我：“好作家是可以成為社會代言人的，但在你們有些作家的嘴里，談文學天花亂墜，談到社會就語無倫次，好像作家與社會無關似的。”我當即搬出了秦嶺。那天下午，大家在感受了秦嶺的《殺威棒》和《摸蛋的男孩》之后，立即與秦嶺一起進入了深層次的社會話題。最終的結論順理成章地由社會回歸到了文學：秦嶺，是個懂小說的中國作家。

　　秦嶺還有可貴的一點，就是能夠像直面社會一樣直面自己，他不斷地在檢討自己，否定過去，常常為浪費題材或寫壞某部小說而痛心疾首。我認為，這是成熟作家的良好心態(tài)。對一個時時不忘反思歷史的作家來說，只有先反思自己，寫作的賬目就不會糊涂。在這一點上，秦嶺是明智的。

　　秦嶺在走屬于自己的路，而且越走越遠了。我對他的關注，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