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文學是國之重器

　　柳青之所以要為自己時代的一群小人物寫一部《創(chuàng)業(yè)史》，就在于柳青的寫作不是一般小花小草的境界，而是那蔽日遮天莽莽森林，是在心里惦念著文學中久違的國色天香。文學要不要介入那種名為“國運”的東西？《創(chuàng)業(yè)史》所體現的文學精神再爭議幾十年，或者更有價值。

　　文學在發(fā)生之初，很難明白其中對錯或者好壞，即便有即時的評說，往往與高下無關。文學是一種源遠流長，是對既往有益有用有意義經驗的不斷積累，這樣的寫作才是有效的寫作。一種風范的形成，在于文學之根扎在該與家國命運關聯(lián)就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該與民族興亡血脈相通便理直氣壯地慷慨舍身的地方。任何樹葉都是樹葉，任何生活都是生活，世間上不存在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人世間也不存在兩種完全相同的生活。一個人的生活是生活，另一個人的生活也是生活。牡丹奉為國色天香之際，松竹梅并沒有在人間失傳。牡丹淪落風塵千年，同樣不能代表松竹梅就是亙古不變的藝術真諦。

　　前幾天應邀給“華師一附中”寫了一幅書法：忘掉年齡，牢記時間。這是個人的有感而發(fā)。對于瞬息萬變的所謂“現代性”，接下來文學要做的正好相反，是如何從分秒必爭的“時間”里逃出來，回到歲月的“年齡”當中。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這是《蟠虺》開篇的一句話，無論在哪個年代，作家都可以成為松竹梅的癡迷者，但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大道是要懂得牡丹如何成為國色天香，又如何沒有成為國色天香的意義，還要理解不再國色天香了的牡丹不曾在民間消失片刻的隱喻和暗示。雖然不可以將“識時務者為俊杰”看作是對文學思潮的隨波逐流，但是，“不識時務者為圣賢”才是這個時代的文學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