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在幽怨與憤怒之外——讀孔見新作《誰來承擔我們的不幸》

　　孔見的寫作我一直注意，而且經(jīng)常同他有交流，他涉及的領域非常重要。中國，尤其是漢區(qū)的宗教傳統(tǒng)偏弱，一旦儒家的道德維系被動搖，人們就活得比較物質(zhì)化，對心靈、信仰、精神這類問題關注不多，更多的眼光和精力表現(xiàn)為改造社會、改造世界、改造他人的沖動。這種改造不管是革命還是改革，如果沒有精神價值觀的支撐或者滋養(yǎng)，后果往往是可疑的。常有的情況是，我們解除了一種壓迫，但受壓迫者會變成新的壓迫者，又去壓迫別人；我們消除了一種不公，但新的不公可能如期而至，不過采用了一種新的形式。我們永遠在反復的折騰和反復的煎熬。

　　我很贊同孔見的態(tài)度，把警覺和對抗引到我們自己的內(nèi)心，把自己當作一種審視和改造的對象，而且是更重要的對象。如果我們能對所有的社會矛盾刨根問底，那么就不難發(fā)現(xiàn)，各種問題的病灶和基因都隱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像孔見說的那樣，當一個苦巴巴的“怨婦”或兇巴巴的“斗士”，不僅是改革和革命的避重就輕，而且總是使很多嚴重的事實被掩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種話題在中國備受冷落，因為指責別人總是更容易。

　　我到過印度多次，我相信孔見的書在印度可能進入暢銷排行榜。但為什么在中國，“心靈”、“信仰”、“精神”這些話題總是更多交給了神婆巫漢和尚道士？拿中國和印度比，前者人均和總量的GDP都是后者的4倍多，但是國際民調(diào)機構測出來的幸福感，中國卻比印度低不少。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我看到印度街上有一些孩子穿個短褲衩，全身臟兮兮，在街頭巷尾打板球，玩得很開心。印度人的目光大多像小動物的目光，比方小鹿的目光，顯得安詳和純凈——這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當然，那種安貧樂道的自我心理排解，也可能隱伏了某種文化催眠的因素，走過頭了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我們也許需要喚起他們的欲望，喚起抗爭的熱情和勇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國人穿金戴銀以后仍然目露兇光，透出的只是焦灼和怨恨，讓我們看得心里發(fā)毛，那也只能證明社會和文化有病。

　　孔見的闡述具有思想的廣度和深度，所得到的社會關注和讀者認知看來遠遠不夠。他直指人心，卻是學養(yǎng)深遠，在西學和國學兩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就像我以前說過的，他有一種淡定和平常，經(jīng)常能夠舉重若輕，化繁為簡，就像朋友之間隨意聊天，即便有深義，有險句，也大多藏在不動聲色之處，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語言風格。這樣的當代作家，我還很難找到幾個能夠同他類比的�；蛟S史鐵生比較接近一點。他同樣關注人生與心靈，但學術資源更偏重西方一些，包括關注基督教。周國平也比較接近，但他的話題更廣泛、包容、務實一些，像一個面對大眾的啟蒙家。相比之下，孔見似乎熱心于尖銳和艱難，愿意同古今哲人們較勁。

　　在很多人看來，哲學已是一個夕陽產(chǎn)業(yè)。如果后現(xiàn)代主義不無可取之處的話，那就是他們對形而上學的懷疑，至少在客觀上推動了哲學回歸實踐。他們強調(diào)任何概念的“語境”、“上下文”、“歷史化”，指出傳統(tǒng)哲學的危險，就在于老是喜歡把很多問題抽象地展開討論，比如說精神和物質(zhì)、無限和有限、內(nèi)修和外治……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也看到很多中國人打這樣的口水戰(zhàn)，比如“平等”最重要還是“自由”最重要？是前者優(yōu)先還是后者優(yōu)先？這種仗是打不清的，其實也毫無意義。即便打出了最好的結果，充其量也就是“二律背反”：兩者都重要啊，都好啊——說了等于沒說。世界上可以有一百種“自由”，要看什么情況下、什么針對點的自由。比如脫離奴隸身份是一種“自由”；我不遵守交通規(guī)則，想隨地吐痰，想到處泡妞——這是另外一種“自由”，與前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樣道理，“平等”也是有很多種，“市場”也有很多種，“精神”也有很多種，如此等等。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也是一種“精神”，那種精神狂熱下對世俗欲望強烈的鄙視、詛咒、壓制，與我們所談的“精神”能不能混為一談？我希望孔見以后更注意把概念“歷史化”。其實這也是我們老祖宗的傳統(tǒng)，叫“因病立方，因事立言”。這樣的哲學才是有活性的，才可能助推實踐，有更多可操作的確定性。好的哲學一定是讓人們更善于行動的，而不是讓人們在行動面前更迷茫、更猶豫，更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