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一：豫讓橋

　　前不久，我去山西尋訪老陳醋，走到太原西南的赤橋村，和“豫讓橋”撞了個正著。唐代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東一里”，所說的就是這座橋。讀過《史記》的人們，即使沒讀全“十二本記”，但《刺客列傳》是一定會專門挑出來讀的，因為里邊有中國最精彩的故事，為民間說唱和戲曲所傳誦，早年間婦孺皆知。其中“豫讓刺趙襄子”是我最喜愛的一篇。

　　豫讓的故事具備了優(yōu)秀故事原型應(yīng)有的全部重要因素。首先我們看主人公豫讓的身份。他是晉國權(quán)貴智伯的幕賓，曾親口證實：“至于智伯，國士遇我”。這也就意味著，“刺客”豫讓并非職業(yè)刺客，而是曾被權(quán)貴禮遇的知識分子或有特殊才能的人物。所謂國士，《辭�！返慕忉屪詈唵危骸芭f稱一國杰出的人物”。至于“國士”這一身份的微妙與復(fù)雜，我們有機會再談。

　　這個故事的背景本身就充滿趣味性，智伯、韓、趙、魏四家權(quán)貴原本是同謀，族滅當(dāng)權(quán)的范氏和中行氏，瓜分其封土，并驅(qū)逐了晉國國君。然后，四家內(nèi)斗，勢力最大的智伯被野心家趙襄子聯(lián)合韓、魏兩家擊敗并族滅。于是，韓、趙、魏三家瓜分晉國，挾迫周天子將他們晉封為新諸侯，這件事是春秋時代進(jìn)入戰(zhàn)國時代的重要標(biāo)志。在這個故事里，趙襄子當(dāng)然不會被刺殺，死的必定是豫讓，結(jié)局讀者早便知道，然而，故事怎樣走向結(jié)局，豫讓刺殺趙襄子過程中的戲劇性和強烈的感情抒發(fā)，才是故事真正的趣味。

　　因此，從故事開篇，由“知識分子”變身為“刺客”的豫讓便背負(fù)著巨大的壓力，而他的故事驅(qū)動力和行動目標(biāo)，則是他要為已死且無后的智伯報仇，殺死趙襄子。在這一點上，豫讓比“趙氏孤兒”中的程嬰在前途上更無望，但這也就越發(fā)凸顯了這個故事和主人公的倫理價值，此乃孔夫子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豫讓為第一次刺殺行動做了充分的準(zhǔn)備。在倫理上他先表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边@段話中有兩重意思，一、他的動機是報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二、他自知必死，而且是自覺赴死�！按呵锷辛x”，豫讓受到智伯“國士”的禮遇，在智伯被韓、趙、魏三家滅族分地之時，他依照“春秋之義”，本應(yīng)戰(zhàn)死或自盡報主。只是，他身邊沒有公孫杵臼那樣的諍友，像責(zé)備程嬰那樣當(dāng)面責(zé)備他“胡不死”，因此，他只能在赴死之前自己表明心跡，這是知識分子該當(dāng)要做的事�！笆繛橹�己者死”是豫讓清楚明確地向世人展示出來他的故事的第一層意義。

　　怎樣看待豫讓在細(xì)節(jié)上的準(zhǔn)備，歷來史學(xué)家頗有分歧。中華書局標(biāo)點版《史記》的原文是：他“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涂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分歧在于斷句，豫讓前往刺殺趙襄子，改名換姓是必須的，“變名姓為刑人”的“為”，在這里是“充當(dāng)”或“冒充”的意思，翻譯成白話是“豫讓改名換姓，冒充服刑的罪人”。但是，如果換一種斷句方法，變成“乃變名姓，為刑人”，這里的“為”就成了內(nèi)容豐富的行動，是動詞。漢代桓寬《鹽鐵論·周秦》：“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币罁�(jù)此旁證，豫讓的“為刑人” 應(yīng)該是自宮，讓自己“變成為” 絕人倫的刑人。

　　我屬于看熱鬧不怕事大的那種讀者，支持后一種觀點，豫讓的“為刑人”應(yīng)該是“自宮以絕人倫”，這是他為了行動成功押上的第一份風(fēng)險價值。從塑造主人公的角度看，“為刑人”對讀者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遠(yuǎn)遠(yuǎn)大于簡單的“慷慨赴死”。讓故事吸引讀者的辦法有許多，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挫敗和折磨主人公，在這方面，太史公司馬遷可謂斫輪老手，他不會放過這么關(guān)鍵的戲劇因素。

　　豫讓的第一次行動必然失敗，同時還留給趙襄子一個自我塑造與自我宣傳的機會。從《史記·趙世家》看，趙襄子像每一個野心家一樣，有著過人的機敏和智力。在趙襄子抓獲“涂廁”的豫讓并問明情由之后，他感嘆道：“彼義人也，吾謹(jǐn)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后，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壁w襄子這兩句話的核心只有一個，就是號召他自己的臣子向豫讓學(xué)習(xí)，學(xué)他這種不記代價、無所圖謀的忠和義。因為，“三家分晉”雖讓趙襄子成為諸侯，但他畢竟是逐君裂土的逆臣，最為擔(dān)心的就是臣下向他自己學(xué)習(xí)，為此，樹立豫讓為榜樣，對他這個新諸侯有著無可估量的輿論價值和倫理價值。與此同時，他這番表演也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賞忠知義之君。

　　沒有壞人的故事最難講。豫讓的故事里沒有壞人，但有對抗人物趙襄子，因此，太史公在對趙襄子的塑造上，就不得不下許多功夫。然而，篡位之臣畢竟是個無法“正名”的污點，于是，在民間藝術(shù)中，趙襄子就必須成為反面人物。元雜劇中有楊鋅的《忠義士豫讓吞炭》，這是在外族統(tǒng)治下文人借戲劇反諷。

　　豫讓的故事之所以稱得上是“原型故事”，原因之一是它能夠在主人公的挫折之中產(chǎn)生意義。第一次行刺失敗，趙襄子“彰顯忠義”，釋放了豫讓，于是他開始為第二次行刺做準(zhǔn)備。“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焙喲灾�，豫讓是用毀容的方法化妝，以便再次接近趙襄子，這是他押上了更大的風(fēng)險價值。這個時候，必須有一個次要人物出面，幫助豫讓向讀者說明他行動的邏輯關(guān)系和意義。于是一位友人認(rèn)出他來，“泣曰：以子之才，委質(zhì)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也就是說，以豫讓的“國士”之才，若投靠趙襄子為臣，必得寵幸，刺殺時更方便。豫讓的回答：我若投靠趙襄子之后再刺殺他，“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是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豫讓的這句“是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正是他的故事的第二重意義。因為他自然而然地將賓主之義和君臣之忠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日后的統(tǒng)治者和愛國者對這句話同樣愛不釋手，再搭配上這種警句的句式，足以助其流傳后世。

　　1932年4月24日，京劇須生高慶奎在北京華樂戲院首演新編歷史劇《豫讓橋》，高慶奎飾豫讓，范寶亭飾趙無邱，李慧琴飾豫讓夫人姜氏界，編劇則是著名的清逸居士。這出戲的演出時間是“九一八事變”之后，因日軍侵占東三省，舉國激憤，戲劇界人士率先行動，紛紛編演愛國劇。此時，清朝八大鐵帽子王之一的最后一代莊親王、著名票友、號清逸居士的溥緒雖生活落魄，貧居北京，以編寫京劇劇本為生，但他絕不肯追隨溥儀前往偽滿洲國。高慶奎與清逸居士合作，先后編寫并演出傳播忠義愛國思想的新戲，如《馬陵道》《豫讓橋》《贈綈袍》等。同時高慶奎又與著名花臉演員郝壽臣合作，演出《煤山恨》《史可法》等抗擊侵略的愛國戲。其中《豫讓橋》這出戲，它的思想核心之一，就是“是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借以指斥南京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

　　略微聽過一點京劇的朋友，多半都曾聽過名列京劇“三大賢”和“前四大須生”的高慶奎的錄音，他最著名的劇目是“三斬一碰”，還有《哭秦庭》《逍遙津》等�！对プ寴颉窙]能成為他的代表作，具體原因我們只能猜測。高慶奎學(xué)藝經(jīng)歷復(fù)雜，除須生外，還能演武生、花臉和老旦。他的唱腔在“四大須生”中獨樹一幟，嗓音高亮，逢高便起，擅長“樓上樓”的唱法，演出絕不惜力。當(dāng)然，這種唱法也毀嗓子，從他留下的唱片中我們可以聽出，1929年高亭唱片公司錄制的《逍遙津》中，他的嗓音直沖云天，而再聽1933年百代公司錄制的《史可法》和《煤山恨》時，他便再也唱不了那么高的腔調(diào)了。

　　《豫讓橋》演出于1932年4月，高慶奎扮演的豫讓前半段是須生，到豫讓“涂廁”行刺失敗，吞炭漆身之后，高慶奎便改為花臉扮演豫讓。這種先后唱兩個行當(dāng)、唱念做打兼重的戲，著名須生演員中大約只有高慶奎敢嘗試，但很顯然，這種毀嗓子的戲他演出的場次不多，社會影響有限，也就沒能成為他的代表作。因此，我們今天既聽不到《豫讓橋》這出戲的唱片，也找不到劇本。據(jù)老一代人回憶，高慶奎當(dāng)時以花臉粗豪的嗓音，在抗日情緒高漲的愛國觀眾面前，激情地用“吹腔”表達(dá)“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的強烈情感，那情景想想都令人神往。

　　豫讓的第二次刺殺行動必然失敗，這是常理，但不是戲劇高潮，故事的高潮是豫讓與趙襄子在相互揣測與相互配合之間，表達(dá)出故事的第三重意義“忠臣有死名之義”。

　　當(dāng)豫讓從橋下現(xiàn)身，被武士持戈圍困在橋頭時，趙襄子與豫讓先做了那番“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必以國士報之”的對話，由此再次強化豫讓“忠義之士”的身份。這個鋪墊對人物和故事都極為重要，因為到了這個時候，刺客豫讓與目標(biāo)趙襄子在兩次嘗試之后，雖未深入溝通卻已達(dá)成了一個共識，就是用成全豫讓就義的方式為趙襄子的新生諸侯國樹立一個道德榜樣。

　　于是“襄子喟然嘆息且泣曰”——注意，趙襄子這是氣從肺腑而出的長嘆，是有聲音效果的，并且他流淚了，這算是“哭戲”。他道：“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fù)釋子！”趙襄子的這段話有三重內(nèi)容，第一，豫讓你為智伯報仇所做的一切，已經(jīng)成就了你的“義士之名”；第二，我已經(jīng)赦免過你一次，這次不能再釋放你了；第三，以你的“國士”之才，自己想想，你我之間該怎么辦？趙襄子畢竟是統(tǒng)治者，所求甚奢，因此他傳達(dá)給豫讓的潛臺詞是：我已經(jīng)成全了你生前的“義士之名”，再讓我?guī)湍愠扇�“身后之名”，你該怎么做�?/p>

　　豫讓畢竟是國士級的知識分子，哪能聽不出這等弦外之音，于是他道：“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边@里是關(guān)鍵，注意此處詞語的變化，豫讓的自我定位已從“士為知己者死”的“士”，變?yōu)椤爸页加兴烂�之義”的“忠臣”。因為不放心趙襄子，他還在前邊加了一句“限定語”，即“臣聞明君不掩人之美”，也就是說，我今天作為“忠臣”死在這里，你不但不能污我名聲，還得像個明君一樣替我揚名。這場戲，兩個人分明是在談條件，但每句話都是漂亮的警句式樣。讀到此處不得不說，讀《史記》我總是不由得贊嘆古人擅言語，欽佩太史公的臺詞高明。

　　文章寫到此處，我不由得自省，如此揣測古人的機心，我會不會是在“解構(gòu)”豫讓的“君子之義”？細(xì)一想，我并沒有解構(gòu)，只是對文本呈現(xiàn)的內(nèi)容進(jìn)行了深層次分析。雖然得出的結(jié)論讓“義士”和“明君”的功利心畢現(xiàn)，但這一點也恰恰就是春秋時代與戰(zhàn)國時代在倫理標(biāo)準(zhǔn)上的分野，“義”在此刻已不再是惟一的道德準(zhǔn)繩。

　　接下來，豫讓先捧了趙襄子兩句，“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注意，此時豫讓已經(jīng)與趙襄子君臣相稱了，這是這個故事的第四重意義，是以戰(zhàn)國時代的功利主義意義替代了春秋時代“義者，宜也”的道德理想。然后豫讓提出了自己配合趙襄子演出的方案，進(jìn)一步展示他“國士”的高才。他道：“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愿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至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弊x到此處，我便知道智伯為什么會將豫讓奉為“國士”了。智伯是個傲慢自高的權(quán)臣，如前所見，豫讓恭維貴人的時候，言語可謂絲絲入扣，而就在這精妙的恭維之間，他又將自己的要求適時地合理化。如此高人，怎能不稱智伯之心！

　　接下來豫讓對自己的要求又補了一句：“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這句話絕不是字面意思的謙卑，因為這是當(dāng)時表示謙遜的日常用語，同時，這也是豫讓最后一次敲釘轉(zhuǎn)腳。趙襄子此時必定“龍心大悅”，因為豫讓對這出戲的把握和發(fā)揮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他的期望�！办妒窍遄哟罅x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下邊就是“動作戲”了，“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這場戲一定很好看，豫讓被眾武士持戈圍困在橋頭，他拔出長劍，三次高高躍起，猛擊趙襄子的外衣。動作戲過后，豫讓字字清晰地用最后一句話為自己的“義士”身份定位：“吾可以下報智伯矣”。他這是在效仿趙襄子祖先的恩人程嬰的話語，可謂直指趙襄子之心。然后，豫讓“遂伏劍自殺”，因為，如果他沒有選擇自殺，而是像《水滸傳》里的英雄似的，因氣味相投，便跟隨趙襄子去了，這便違背了他“忠臣有死名之義”的追求，他的故事也就不會傳誦至今了。

　　豫讓的故事，最大的贏家當(dāng)然是趙襄子，因為，豫讓“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于是，逐君裂國的逆臣趙襄子在取得了諸侯的地位之后，又借著豫讓的榜樣，一舉收取了“趙國志士”之心。

　　這篇短文寫完，我的心情很不愉快，因為我更享受評書中和戲臺上的豫讓帶給我的“大義”和情感沖擊。然而，歷史文本“考古”就是這樣，得出的結(jié)論與我們最初的感受常常相悖。我從不認(rèn)為春秋時代的道德水準(zhǔn)比戰(zhàn)國時代高，但道德尺度和倫理評判有時代差異是一定的，因此，在“義”的高度上，豫讓的“忠臣有死名之義”，就遠(yuǎn)不如“趙氏孤兒”中程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的“以死自證”來得高潔。即便如此，像豫讓這樣的義士在后來歷史上也少之又少了，時代進(jìn)步，人心日趨功利，也許真的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