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炯：重新認識中國文學史

——寫在《中國文學通史》12卷本出版之際

　　諸多先賢都曾編寫有中國文學史著作。從上世紀初迄今，已出版的有關中國文學史著作已超過1500部。但絕大部分著作只能稱為漢文學史，且多為斷代史，文體史，許多只寫到清代。當年魯迅先生題自己的著作為《漢文學史綱要》，可能他已經(jīng)意識到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漢族文學史不足以稱為中國文學史。而且中國地域遼闊，中國文學史的編寫還應顧及各地區(qū)的文學。以故，上世紀5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就提出應該編寫一部包括各民族各地區(qū)的中國文學史。可是，當時條件不足，許多方面缺乏有研究的專家。直到上世紀末，我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時才聚集兩所的研究力量并借助其他單位的專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華文學通史》10卷本。新世紀因文學領域研究的深入、考古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因而我們又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加以擴充、平衡并做諸多調整和修改，這就是新近出版的《中國文學通史》12卷本，涵蓋中國56個民族和臺港澳地區(qū)的文學，從先秦貫通到當代，下限為2000年。在完成過程中，作為編寫人員，我們對中國文學史產生如下新的認識：

　　中國文學的歷史是

　　中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

　　我國民族眾多，在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漫長歷程中，各個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實際上，漢朝之前并無漢族的稱謂。據(jù)翦伯贊先生考證，中華大地的諸多民族，基本上是由北方蒙古人種和南方太平洋人種構成，少數(shù)屬中亞來的西方人種。先秦居于中原的華夏族將四周的民族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而華夏族實際上就由古代黃帝族、炎帝族和來自南方的蚩尤族大戰(zhàn)后混雜而成。殷商源于東夷，周人源于西戎，后來幅員廣大的楚國則被稱為“南蠻鳥夬舌之邦”。漢代北方有匈奴和東胡，匈奴西遷后，相當部分留居雁北、陜北和河西走廊。居住興安嶺和東北草原的東胡的分支——鮮卑族和蒙古族，后來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北周、北齊等王朝都是鮮卑族建立的。南方的百越，則包含苗、瑤、侗、壯、黎、畬等眾多民族。唐代北方有突厥，宋代北方有契丹(遼)、金、西夏，這三個國家后來都被蒙古族所建的元朝統(tǒng)一，而西南諸多民族古稱百濮，包括羌族、藏族、彝族等。而唐以后西南民族所建立的吐蕃、南詔、大理諸國的地域以及南宋，也均為元朝所統(tǒng)一。建立清朝的滿族則源自后金。唐代人自稱唐人，宋代人自稱宋人，明代人自稱明人，清代統(tǒng)一全國廣大的疆域，才有“滿漢一家”的說法�？梢姡�中國歷史上各民族因戰(zhàn)爭或經(jīng)濟、文化交流而混居和融合，有著復雜而恒久的過程�，F(xiàn)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漢族，就是歷史上由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南北朝之際，鮮卑族奉行漢化政策，先后就有1500萬鮮卑人融入了漢族。我們理解中國文學史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文學史，包括如下幾個層面的認識：

　　首先，不僅中國的古代文學就包含各民族的創(chuàng)造，而且多民族的作家都為漢語文學的發(fā)展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如《詩經(jīng)》的“國風”采自十五國地域。其中《召南》《周南》采自江漢流域，即后屬楚國的南蠻之區(qū)；《豳風》《秦風》采自周之故地，即西戎之域。作為民歌，應多為當?shù)孛褡宓淖髌�。至于楚辭，像《九歌》《招魂》等篇什也源自南蠻地區(qū)的民歌民俗，與中原地區(qū)的詩風大異。經(jīng)考，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祖籍越族之分支——溪人。唐代著名詩人元稹、元結是鮮卑人，劉禹錫是匈奴人。元代名家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元好問是金國人。明清以降，李卓吾、薩都剌是回族人，蒲松齡是蒙古族人，納蘭性德是滿族人，以迄當代著名作家老舍(滿族)、李凖(蒙古族)等，他們都或以詩詞、或以散文，或以小說，為漢語文學的發(fā)展作出過杰出的貢獻。老舍還被譽為漢語文學的“語言大師”。

　　其次，各少數(shù)民族獨自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學，作為歷史瑰寶熠熠生輝。像曾被譯為多國文字而聞名世界的三大史詩：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以及許多民族的史詩，都填補了過去漢語文學缺乏長篇史詩的缺憾，并以其詩體敘述英雄征戰(zhàn)與其愛情、婚姻的曲折故事，卓具民族風情特色。《格薩爾》更是世界上最長的、迄今仍然活在藝人口頭上的史詩。此外，像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和《烏古斯傳》、藏族的《巴協(xié)》和《薩迦格言》，以及納西族的《祭天古歌》、傣族的貝葉文學、彝族的經(jīng)籍文學等，均以多彩的文體和獨到的睿思，表現(xiàn)了各民族的生活和斗爭，為我國文學的畫廊繪制了眾多人物形象。歷史上的維吾爾族詩人艾利希爾·納瓦依、藏族詩人宗喀巴等諸多少數(shù)民族詩人更以其獨特的詩歌創(chuàng)作，為我國詩壇增添了光彩！今天，我國各民族都涌現(xiàn)了自己的作家群，以多姿多彩的創(chuàng)作，豐富了當代的中國文學。

　　再次，在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還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和吸取，從而也提高了各民族文化和文學的水平。楚辭雖然發(fā)展于南方的民族土壤，但魯迅說，屈原的《離騷》比之《詩經(jīng)》，“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第四篇)北方民族進入中原，無不受到漢語文學的影響。匈奴、羯、鮮卑、氐、羌等各族統(tǒng)治者都自覺學習當時先進的漢文化，匈奴劉淵、劉聰國號北漢，劉聰乃至“年十四，究通經(jīng)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有述懷詩百余篇、賦頌五十余篇�！�(《晉書》卷102，劉聰載記)蒙古族史詩《格斯爾》就源自藏族史詩《格薩爾》，而后又加入本民族的生活故事和地域風情而創(chuàng)作。近代蒙古族作家尹湛納希的名作《一層樓》《泣紅亭》受到曹雪芹的《紅樓夢》的影響而發(fā)展了本民族的小說創(chuàng)作，當代漢族詩人聞捷的長篇敘事詩《復仇的火焰》借鑒和吸收有哈薩克族民歌見出鮮新的民族風格，等等，這都是人們所熟知的。

　　中國文學應該涵蓋

　　我國版圖內的多地區(qū)文學

　　以往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由于受到王朝正統(tǒng)觀念的影響，重視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區(qū)的文學，而不同程度地忽視邊緣地區(qū)的文學，因而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往往不完整。我們在通史的編寫過程中，比較注意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比如對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的文學，以往對前涼、西涼和北朝文學研究不夠；對宋代文學的書寫，也缺乏對遼、金、西夏文學的研究；對現(xiàn)當代文學的書寫中，對淪陷區(qū)文學和臺港澳文學也往往匱缺。實際上，建立北朝的各民族，包括匈奴、羯、氐、羌、鮮卑等族都有許多作家各有文學的貢獻。而遼、金文學更不容忽視。契丹族所建遼帝國，東至于海，西達中亞，橫跨數(shù)千里，不獨培養(yǎng)了耶律楚材等詩文并備的大家，即如故事傳說中的蕭太后——蕭觀音，也皆有詩歌創(chuàng)作。元好問是金人而為鮮卑后裔。他的詩文成就，已為評家所公認。不但古代吐蕃、南詔、大理等國的文學應受到重視，當今臺港澳文學同樣應該被重視。在如今中國版圖內的各地區(qū)文學，都應是我國文學史應予書寫的對象，各地區(qū)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都以自己的特色而顯示各自的貢獻和獨特的歷史價值。這首先表現(xiàn)在，不同地區(qū)的文學不但因民族不同而構成語言表達的差異，如中原等歷代中心地區(qū)的文學長期都以簡要的古文為文學的表達工具，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則基本以口語為文學的表達工具。這樣，他們的詩歌就顯得更為生動活潑。像唐代生活于新疆地區(qū)由回鶻所建喀喇汗王朝的大詩人艾卜·奈斯爾·法拉比所寫的詩句：“那光芒賜予我一個啟示，滿足了心愿，好似在空中飄游。在那早已隱為荒漠的古國，我信步其間，似采摘園里的果核。”其次，還因地域自然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發(fā)達程度、政治體制、文化觀念、生活習俗等的差異，而使各地區(qū)文學的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都有所不同。以南北朝為例，北朝文風貞剛質樸，而南朝文風綺靡艷麗，就不僅與南北自然環(huán)境有關，也與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帶來的戰(zhàn)爭生活和風俗習慣分不開；而南方的氣候使四季草木繁盛，物產豐盈所帶來的舒適生活和吳儂軟語等當?shù)匚幕�的諸多因素，也必然使它的文風有異于北方。當今臺港澳文學與大陸相比，各自的特色也至為明顯。而中國文學歷史發(fā)展中所表現(xiàn)的多彩多姿，正與多地區(qū)文學各具特色分不開。中國文學史著作應該努力描繪出不同時代文學分布的完整地圖，從中可以見出文學發(fā)展的不平衡以及探討所以如此的原因，從而更深刻地認識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

　　中國文學在其歷史發(fā)展中

　　受到多元文化影響

　　文化是文學的重要土壤。過去我們較多認識到中國文學受到儒道釋三家文化的影響。我國從春秋戰(zhàn)國以來，諸子并出，百家競起。其后經(jīng)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孟子等所創(chuàng)的儒家學說就一直成為超穩(wěn)定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tài)。而老莊的道家學說也不斷被傳播，在唐代甚至被統(tǒng)治者所崇奉。東漢以來從西域傳來的佛教教義，也獲有廣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學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與來世的道、釋為輔，彼此相互滲透，構成了兩千多年中國人奇特的心靈世界：使人們得意仕途時沿著封建等級與秩序努力奮斗，失意時又能歸隱而藏身于超脫功名利祿的精神家園，憧憬于虛無縹緲的世外或來世。正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有效地維系著封建社會長期的統(tǒng)治。我國文學的發(fā)展中，人們不難看到上述儒、道、釋三家的強大精神影響。但歷史上，伊斯蘭教的思想影響也不容忽視。明清以降，西方基督教的影響也日見廣泛。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方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特別是體現(xiàn)兩者更高層次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廣泛傳播，使中國文化又產生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偉大的質的變化。它對于新時代的中國文學所產生的影響十分廣泛而深遠。如果不認識中國文化在其歷史發(fā)展中的多元性，就無法了解中國文學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所以表現(xiàn)出如此眾多的思想傾向性。

　　自然，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中，每個時代又總有它的主元。張岱年先生曾說：“每個時代應有個主導思想，在社會生活及學術研究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又容許不同的學術觀點的存在。有同有異，求同存異�！�…同而且異，這是學術發(fā)展的規(guī)律�！�(《中國文化發(fā)展的道路——論文化的綜合與創(chuàng)新》，《中華文化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0頁)我國封建時代儒家學說居于主元的地位，而百多年來，批判地繼承了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作為人類文化結晶的馬克思主義所指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化的主元。它逐漸主導中國新文學的思想傾向，正屬理所當然。而這并不排斥這時期仍有多元文化存在。在文學史書寫中，既要突出主元，又要如實地反映多元文化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這樣的中國文學史才符合客觀的實際，也才是貫徹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

　　中國文學總體上在開放創(chuàng)新中

　　日益走向多樣化

　　縱觀中國文學的發(fā)展，神話傳說和歌謠是最早的文學品種，也是敘事文學和抒情文學的源頭。前者偏于想象和幻想的虛構，后者偏于現(xiàn)實情感的抒發(fā)。詩經(jīng)、楚辭、漢樂府以迄唐詩、宋詞、元曲，為歷代抒情文學的主要詩體；而自《尚書》《左傳》《國語》《史記》以迄漢魏小說、唐人傳奇、宋人話本至于明清小說，則為敘事文學歷代相承的不同表現(xiàn)。自唐代參軍戲、宋金諸宮調到元雜劇和明清戲曲，代表中國古代戲劇發(fā)展的脈絡。迨至近世，西風東漸，新文學崛起，以白話為表達媒介的新詩、新散文、新小說、新戲劇紛紛登臺，更有散文詩、報告文學、傳紀文學、雜文小品以及電影電視劇本和兒童文學等新的文學品種絡繹問世。這其間或引進外來體裁和形式，或在傳統(tǒng)中“推陳出新”，都體現(xiàn)了反對墨守成規(guī)的勇于開放和創(chuàng)新的態(tài)度。中原文學如不接受楚辭的影響，就難以產生漢賦。唐人小說如非借鑒來自印度佛經(jīng)故事的變文，恐也難以產生宋人的話本和后來的彈詞。設若沒有百多年來向世界各國文學的借鑒和吸取，自然也不可能產生新文學的諸多品種和樣式。在這過程中，文學題材、主題的拓展，更至為明顯。迄今，文學書寫已包羅天上地下，鳥獸蟲魚，遙憶過去，放眼未來，乃至穿越歷史，走向魔幻，或塑造人物典型，或描繪自然風光，或深入刻畫人物心理乃至隱蔽的潛意識。以小說而論，便產生有政治小說、軍事小說、言情小說、倫理小說、推理小說、武俠小說、科學幻想小說等多樣的品種，各具自己鮮明的主題；而小說形式不獨有長、中、短之分，更有微型小說；敘事人稱便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和全知全能的人稱；文體便有書信體、日記體和雜體。戲劇發(fā)展有正劇、悲劇與喜劇，有獨幕劇、多幕劇與無幕劇。詩歌則有抒情詩與敘事詩，有政治抒情詩與生活抒情詩，還有諷刺詩、哲理詩、寓言詩、愛情詩、山水詩之別。魯迅所譽漢唐氣象的“恢弘”，正指其胸懷開闊，勇于開放，勇于吸取和引進他國和他民族文藝的長處。在這基礎上，根據(jù)表現(xiàn)自己國家和民族生活的需要而不斷創(chuàng)新，這正是使文學家族不斷繁衍，使文學題材、主題、形式、風格不斷多樣化的必由途徑。文學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社會生活的變化也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的不斷創(chuàng)新。如果我們不從發(fā)展的、開放和創(chuàng)新的眼光來看，就會對我國文學史上“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感到不可思議。而實際上文學的歷史演變和出現(xiàn)新的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產生新的文體和品類，正是符合文學發(fā)展的自身規(guī)律的。

　　中國文學史書寫要恰當面對

　　文學觀念的歷史演變

　　文學觀念的演變跟文學自身的歷史發(fā)展分不開。當人類意識產生之初，文學并未從人類的整體意識中分離出來。只有當社會分工進一步發(fā)展，這種分離才有可能。古代神話傳說既是人類借助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界的意識表現(xiàn)，也往往具有一定歷史記憶的敘事功能�！芭畫z補天造人”、“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衛(wèi)填海”等神話的傳承，又往往與祖先崇拜的祭祀儀式相結合。原始氏族酋長在這類儀式中既是政治首長，又是巫師，也是歷史的傳說者，在文化傳承方面發(fā)揮著獨特的作用。相當長的時間里古人把所有以文字記載下來的語言產品，包括神話傳說和詩歌，也包括歷史記載和政論、哲學等都稱為文學。漢代把學術著作稱為“文學”，而別稱詩賦為“文章”。魏晉時代曹丕的《典論·論文》，所論的文章雖仍然包括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但他畢竟指出了“詩賦欲麗”的特征，似乎意識到文學的審美特點。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等相繼而出，都越來越深刻地對文學的審美特征和創(chuàng)作思維的形象特點進行了探討。但爾后直到清代，人們仍然把各種文章概稱為文學。到近代，王國維受西方美學的影響，他在《紅樓夢評論》中指出《紅樓夢》乃“我國美術上之惟一大著述”，“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也指出：“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边@才使五四新文學運動確立以審美為特征的文學觀念，促使人們把一般文章與美文學區(qū)別開來，確認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為文學的主要門類，而哲學、歷史、政論等著作便不再被視為文學。我們認為，我國文學史編寫應當客觀地反映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和文學觀念的歷史演變狀況。所以，《中國文學通史》于先秦文學除論述具有審美特征的神話傳說和詩經(jīng)、楚辭外，仍然論述到諸子百家的哲學、政論等著作和《左傳》《國語》史書性的著作。漢以后，則開始注意將學術著作與文學區(qū)分開來，但仍然照顧到學術文章中具有審美特征的作品。到了現(xiàn)代和當代文學的發(fā)展階段，則比較嚴格地將缺乏審美特征的學術著作排除于文學史書寫之外，不再將之繼續(xù)作為文學史研究的對象。只有文藝理論方面的學術著作仍為文學史所書寫。我們不贊成將古代的“大文學觀念”繼續(xù)延用到今天，但照顧到歷史上文學觀念演變的狀況，不以今求古，也不以古求今。

　　重視近代轉型后的

　　新文學和新中國文學的歷史地位

　　《中國文學通史》12卷中，1840年前后的文學各占6卷，其中近代1卷、現(xiàn)代2卷、當代3卷。各卷都增加篇幅，內容更詳細。但總體上似有略古詳今之嫌。我們經(jīng)過反復討論，才決定這樣的篇幅比例。我們認為，這其實反映了我國文學發(fā)展的由簡到繁的歷史，也體現(xiàn)了我們對近代轉型后的新文學歷史地位的重視。我國文學在其長期發(fā)展的過程中，由于戰(zhàn)亂等各種原因，文本的亡佚難以避免。但優(yōu)秀作家的作品，基本均被保留。這為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可靠的史實根據(jù)。但近代以前，尚乏專業(yè)作家。文學的生產與消費規(guī)模均無法與后來相比。近代以來，不僅經(jīng)歷了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文學的生產和消費規(guī)模與方式，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均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劃時代的變化和超越。隨著社會從封閉逐步走向開放，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建設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偉大強國，隨著現(xiàn)代印刷技術的發(fā)明和不斷創(chuàng)新，文化教育和現(xiàn)代出版業(yè)與報刊的繁榮，不到200年間，文學的發(fā)展突飛猛進，專業(yè)作家與文學新作日見其多，讀者遍及人民大眾，以白話表達的新文學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且在與世界文學的交流中，取長補短，走出國門，產生了許多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家。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盡管存在發(fā)展的曲折，總趨勢仍走向空前繁榮。文學內容與形式均因時代的進步而呈現(xiàn)極其深刻的新變。這是1840年前我國文學盛極而衰又重新崛起，走向新的輝煌的時期。其歷史成就與貢獻，決不可低估。對這時期的文學發(fā)展和眾多重要的作家作品做必要的論述和評價，是完全應該的，也有助于讀者對中國新文學發(fā)展歷程與具體成就有更清晰的認識。

　　總之，文學史總被學者所不斷重寫。其中或有認識的曲折，但總體上反映著人們對文學史認識的不斷推進的過程�！吨袊�文學通史》12卷在師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力圖有更宏大更開闊的綜合與開拓，但限于我們的學力和認識水平，疏失與不足自然難免，希望能繼續(xù)得到專家和廣大讀者的批評和指正。(張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