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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們猶得機會,到江南一帶做了一次水墨畫的旅行寫生。用傳統(tǒng)的水墨畫表現(xiàn)方法去做真實景物的描寫,這在我們還是新的嘗試,所以我們的目的與要求也比較簡單;這就是:畫一些具有中國傳統(tǒng)風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親切真實感的山水畫。 ” 1954年,李可染、張仃、羅銘3位畫家?guī)е@樣的目的共赴江南寫生3個月。但這“猶得機會”和“簡單目的”并非易事,也正是這“猶得機會”和“簡單目的”讓幾個月后,1954年9月19日在北海公園悅心殿舉辦的李可染、張仃、羅銘水墨寫生畫展覽會,成為了中國美術史上不得不銘刻的一筆。60年后, 2014年9月19日,由李可染畫院主辦,北海公園管理處、北京皇家園林書畫研究會協(xié)辦的李可染、張仃、羅銘水墨寫生畫展覽會60周年紀念展在北海公園慶霄樓開幕。展覽作品布置在慶霄樓兩邊回廊,共展出李可染、張仃、羅銘作品40幅。這40幅作品不僅重現(xiàn)了當年藝術家探索的成果,也讓人們憶起了往事。
1954年春天,李可染為了改革中國畫,與張仃、羅銘赴江南寫生,歷時3個月,并于當年9月19日在北海公園悅心殿舉行了三人水墨寫生展。這對當時國畫界震動很大,得到了包括徐特立、齊白石等人的好評,對中國畫的發(fā)展、走中國畫發(fā)展的正確道路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據(jù)了解,當時對三人展第一個站出來叫好的是黃永玉,他贊美了三人的畫展是為中國畫開辟了新的天地。當時,對于中國畫應該走向何方、如何改革,已經(jīng)出現(xiàn)明顯分歧。一派認為,改革了的畫就不能叫中國畫;另外一派認為,張揚個性、寫生題材和新技法的運用是順應時代的標志。三人展正是用實踐在證實順應時代發(fā)展的效果和意義。三人藝術上各有特色,張仃畫面裝飾感強,羅銘作品有著南洋和日本繪畫的某些特征,李可染繪畫有傳統(tǒng)繪畫和個人視覺感受相融合的新鮮感。三人將各自的不同感受與自然風景結合,給當時的美術界帶來很大沖擊和刺激。
“由于畫家們運用了我國繪畫傳統(tǒng)的水墨技法,描繪了祖國錦繡河山的明媚和壯麗,并部分反映了祖國人民的新氣象和新生活,也流露著畫家對于自然和生活的健康情感,因而得到了許多觀眾的喜愛。特別是生長在江南的同志們,看到這些畫更為喜歡;幾年不見,連故鄉(xiāng)的山水也起了那么大的變化,變得那么新鮮、那么生氣蓬勃、那么壯麗可愛。我們這時代的人,已經(jīng)不習慣欣賞過去那種破破爛爛的荒煙衰草、亂鴉斜陽的老畫廠。那些畫縱然也許還有不少技法上的長處,但那些畫的感情和我們今天的現(xiàn)實生活不對頭;我們固然也喜歡古代的優(yōu)秀美術作品,難道我們不更應該從今天的活潑、新鮮、明朗、健康的現(xiàn)實生活來要求今天的藝術創(chuàng)作嗎? ”黃永玉在《可喜的收獲》中如此評價60年前的北海三人展。
事后多年也確實證明了李可染、張仃、羅銘三人在藝術上實驗探索的價值,吳冠中多年后曾講:“1954年在北海公園山頂小小悅心殿中舉行了李可染、張仃和羅銘三人的山水畫寫生展覽,這個規(guī)模不大的畫展卻是中國山水畫發(fā)展的里程碑,不可等閑視之。他們開始帶著筆墨宣紙等國畫工具直接到山林中、生活中去寫生,沖破了陳陳相因、日趨衰亡的傳統(tǒng)技法的程式,創(chuàng)作了第一批清新、生動、具有真情實感的新山水畫。新中國成立30余年來的山水畫新風格蓬勃發(fā)展,大都是從這個展覽會的基點上開始生長的,我認為這樣評價并不過分。 ”由此,能看到當時齊白石、徐特立、陳半丁、黃永玉等專家對從寫生入手改革中國畫的方法給予高度評價影響到了中國美術界。
寫生也許對于當下活躍著的藝術家而言并不陌生,但對于20世紀中葉的中國畫畫家而言是一件極具實驗性的行動。李可染畫院副理事長王魯湘曾在《中國山水畫為何走入寫生狀態(tài)》中講述了李可染、張仃、羅銘三人1954年寫生的細節(jié):“李、張、羅3位畫家的江南山水寫生,是李可染先生設想于前,張仃先生支持于后,等到上路了,羅銘先生才加入進來。李可染先生為這次寫生進行了理論上、工具上、方法上的充分準備。出發(fā)前,李可染先生先后到北海公園做實驗,心中有數(shù)后這才出發(fā)。所以到了江南時,李可染先生上手比張仃先生、羅銘先生快。羅銘先生后來見了鄒佩珠說:‘原來可染早有準備的呀!我們到現(xiàn)場寫生時都不知道如何下手;貋砜戳丝扇镜膶懮桶炎约寒嫷膱F一團扔了。 ’由此可見,這次寫生,是在一種實驗狀態(tài)下的大膽冒險,廢品和次品一定不少,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為數(shù)不多的作品,是當時的成功之作,彌足珍貴。 ”
事實上,這樣的探索除了在理論上、工具上、方法上做足準備并不足以成行,經(jīng)費上的支持必不可少!1954年李可染、張仃、羅銘三人到江南寫生沒有經(jīng)費, 《新觀察》主編沈孚答應給他們100元,回來給他們的作品在《新觀察》上發(fā)表。這樣就促成了他們出去寫生。 ”李可染夫人鄒佩珠回憶道。對于有勇氣但貧窮的藝術家而言,這樣的經(jīng)費支持甚為及時。李可染畫院執(zhí)行院長李庚在展覽序言中說道:“有一些美術史家注意到, 20世紀有兩個群體,星光耀眼。兩組群星在美術史上都十分活躍耀眼。一個在巴黎被稱為‘洗衣船’的地方,住著一群窮困的以畢加索為首的畫家、詩人、評論家、雕塑家。一個是在北京的大雅寶胡同甲2號。大雅寶當時也住著一群很窮但有勇氣、有膽量的藝術家,以及住在周邊的朋友與師友們形成北京極具影響力的藝術家群體。本展的兩位藝術家張仃、李可染就住在大雅寶胡同,另外住在大雅寶胡同的藝術家還有李苦禪、葉淺予、董希文、彥涵、吳冠中、黃永玉、王朝聞、常濬、孫美蘭、陳偉生、周令釗、陳若菊、鄒佩珠……他們影響了那個時代。 ” 60年后在北海公園重新舉辦這一展覽,目的不僅是要重現(xiàn)歷史,更希望能讓這段歷史給予今人以新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