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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事件之后,新疆又連續(xù)發(fā)生多起暴恐事件,這幾乎宣告了美麗新疆時代的結束,讓熱愛新疆歷史文化的人們痛徹心扉。
6月25日,新疆200多位維吾爾族作家、詩人聯(lián)名發(fā)表了《永不沉默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致維吾爾同胞的公開信》。公開信呼吁,當恐怖分子掀起的黑色風暴妄圖毀滅我們的文明,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
一向神秘的新疆遇到暴恐,里面有許多深層、復雜和難以穿透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我們對新疆關注和了解太少的局面必須改變。從宗教、文化、歷史的角度去追尋問題解決的答案,所有的文化人知識人都義不容辭。
原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在美麗新疆生活過十多年,今年不顧80歲高齡多次往返新疆考察。他結合自身的感悟?qū)π陆F(xiàn)代化與民族宗教文化歷史做了很多深入思考。7月1日王蒙又在中央黨校新疆班進行了長篇演講,以分享給所有關注新疆問題的網(wǎng)友。
給新疆班講課,多少有點老鄉(xiāng)對老鄉(xiāng)的感覺。我主要講兩個問題,一個是中華文化生態(tài)與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另一個就是現(xiàn)代化與民族傳統(tǒng)文化。
從“拉面”看中華文化的一體多元
第一個問題,中華文化是一個多民族的文化,又是一個以中原地區(qū)漢族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對這樣一種文化我們有一種描述是,它是一種一體多元的文化。
一體就是我們都屬于中華文化,說中華文化的時候,一定不能說它就是漢族的文化。季羨林先生生前就說過,中華文化不是一個漢族的文化,它本身就深受各民族文化的影響。漢族文化從來不是一個純粹的,不受外來文化影響的文化。舉一個例子,唐代有一個詞牌叫《蘇幕遮》,這是由西域傳來的一種歌曲旋律與節(jié)奏。誰最早發(fā)現(xiàn)了這個詞牌,而且對這個詞牌發(fā)生了特別的興趣呢?不是外人,正是唐明皇,那個跟楊貴妃愛得死去活來,一起制造了巨大愛情悲劇的人,有人說那是整個唐朝最偉大的愛情故事。是他最早發(fā)現(xiàn)了《蘇幕遮》的節(jié)奏與韻律,是他使之成為中原地區(qū)填詞的一個詞牌。大家熟悉的像毛澤東填詞的時候用的那些詞牌,如《水調(diào)歌頭》、《蝶戀花》、《十六字令》、《憶秦娥》等,《蘇幕遮》就是類似這樣一個詞牌,但這個《蘇幕遮》一聽就不是漢語,這是從西域地區(qū)來的。
吃的東西就更不用說了,西瓜就是。我在新疆的時候,在《新疆文學》上看到說西瓜就是從新疆傳到內(nèi)地來的。所以到現(xiàn)在為止,新疆的西瓜仍然是最好的品種之一。還有波菜,叫波棱菜,實際上是阿拉伯語 。北京現(xiàn)在的香菜,過去叫芫荽,也是來自西域。古人專門為這種菜創(chuàng)造了兩個漢字芫荽,這個詞專指這種菜,不做別用。另外如白菜、蘿卜里的白、蘿都可以做別用,白是顏色,蘿可以用來組成藤蘿。
拿北京來說,北京因為做過蒙古人入主中原時的大都,所以北京話吸收了很多的蒙古語。北京還有很多回民,也吸收了很多阿拉伯語。北京有一種點心叫薩琪瑪,是蒙古語狗奶的意思。我們聽著有點不可思議,不容易接受。但是那時候,也許蒙古人喝過狗奶或吃過用狗奶做的食物。當然,現(xiàn)在已經(jīng)與狗奶毫無關系了。老北京都知道,老北京的回民有一個詞叫niyat。寧夏銀川有一個大清真寺,不是政府或者外國人修的,是老百姓100塊、1000塊這樣捐錢修起來的。我去的時候,當?shù)氐幕孛耦I導就說,這不叫捐錢,你們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詞嗎?就是niyat,是指心意、動機。相反,如果一個人為人不好、不善良,喜歡找別人的毛病、造謠、讓人不愉快,老北京就說這個人niyat不好。其他從歐美吸收來的語詞還有很多。有時候政治事件是不愉快的,但語言無罪,吸收詞語來用,代表一種情態(tài),一種生活。北京以前沒有“瞜瞜”的說法,是八國聯(lián)軍來以后才有的。什么叫“瞜瞜”?就是英語“l(fā)ook look!”其他的如坦克就是tank的音譯,等等。
新疆當?shù)卮档牡炎咏衜eh, 嗩吶叫suneh,其實嗩吶是從西域傳來的。新疆維吾爾族由于所處的地理位置,受中原文化影響非常深,同時也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受漢文化的影響很多,但一點也不影響他們的生活。譬如說礦井用的詞,hang就是礦,damei大煤,suimei碎煤。在內(nèi)地很多地方如湖南,他們不說小,就說“碎”。所以碎來源于漢語。建筑用詞如chuanzi椽子,lim檁條,蔬菜也是,如baicai白菜,都是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同時piazi洋蔥,波斯語是پیاز,叫洋的都不是漢語地區(qū)原有的。新疆人民發(fā)明的叫皮辣紅的一道新疆沙拉,就是洋蔥、辣椒和西紅柿,非常好吃。
新疆很多抽象詞,也吸收了大量漢語。如daoli道理,講道理則是daolixixi,完全從漢語來的。liangmian到烏茲別克斯坦成了legmian,究竟是漢語的涼面還是拉面呢?反正是受了內(nèi)地吃面條習慣的影響。餃子叫做zhuwawa煮娃娃,在甘肅那一帶不知是否有這種說法。餛飩叫ququleh曲曲兒,山西有這樣的說法,但他們說的曲曲不是餛飩,是把面弄成小面條煮。包子mantah,就是饅頭的發(fā)音,現(xiàn)在北京饅頭就是指那種不帶餡,用面發(fā)了蒸出來的?墒枪糯▋(nèi)地陜西等一些地方,把加了糖餡、棗、核桃餡的叫mantah,加肉餡菜餡的叫包子。新疆的包子應該是從這來的。
所以生活中各種文化是相互交融的,當我說新疆人民的生活有很多受漢族的影響時,絲毫不意味著沒有了維吾爾人和新疆的特點。為什么?任何一種東西,當它傳播到一個省區(qū)或者一個民族,它必然要本土化。比如我們討論一下拉面的問題。過去北京把這種面不叫拉面,叫抻面。它做的鹵與我們在新疆做的完全不一樣。不但新疆的拉面與北京話的拉面不一樣,與北京現(xiàn)在到處掛著牌子賣的蘭州拉面也不一樣。而且南疆的拉面與北疆的拉面也不一樣,南疆的拉面一條長長的,象盤香一樣,一圈一圈轉(zhuǎn)著,估計一條就能煮一鍋。北疆就簡單多了,就切成大一條,然后拉成面煮著吃。我也做過拉面,但做得很粗,像大拇指一樣粗,但是我的女婿很愛吃,說新疆人吃這么大的面,真長勁啊。所以不要過多考慮它的來源,很多來源是說不清楚的。比如我們吃一種飯poluh,是從波斯來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好朋友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在一起聊起這個時他就問我,哎,王隊長(因為我最光榮的經(jīng)歷是曾任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qū)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伊寧縣巴彥岱人民紅旗公社二大隊副大隊長,所以我很了解這些東西),我們這個飯是漢族的,那個飯是伊朗的,那么我們維吾爾族沒有自己的飯了?我說不對,因為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誰掌握了就是誰的。比如皮鞋,我們從意大利進口皮鞋10萬雙,用了100雙,就剩99900雙,用了1000雙就剩99000雙。說到文化的層面是什么?是你把意大利的鞣皮子、做鞋的技術都學來了,與你的腳形相對照,相配合。因為維吾爾人、蒙古人你們的腳與那些歐洲人的腳是不一樣的,號都不一樣。在香港買的42號,與在歐洲買的40號的一般大。因為香港人的腳本來就小,而歐洲人的腳本來就大。與腳型,習慣、氣候結合,產(chǎn)生出你的造鞋技術,就成了本土化,就成了你中國的造鞋的文化。當然,歷史上中國也有自己的造鞋方法,但皮鞋很少。當你擁有了這種技術之后,你就可以造十萬、百萬雙,只要有人要,賣得出去就可以。所以,文化是必然會本土化的。實話實說,馬克思主義到了中國都要本土化,那個拉條子到了新疆能不本土化嗎?拉條子到了喀什噶爾,還能一樣嗎,當然不一樣了,它的樣子不一樣,味道也不可能一樣了。
所以,文化是互相影響的,它是多元的。但是文化又是一體的,是什么意思呢?在整個中國,不管是各省也好,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也好,邊疆地區(qū)也好,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里有一些十分靠攏的,或者十分一致的價值追求,精神的走向,精神上的追求。新疆現(xiàn)任的自治區(qū)黨委書記,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賢同志跟我討論,他說,我們應該怎樣概括我們中華文化這種多民族文化的精神上的趨向,精神走向與要求。去年我在烏魯木齊、在喀什做過兩次講座,我都講過這個問題。我用這樣四句話,32個字來表述:不管是中原地區(qū)文化,還是新疆地區(qū)的文化,還是藏區(qū)的文化,不管是漢族還是少數(shù)民族,我們有些非常共同的文化理念。我歸結為“敬天積善,古道熱腸”。積善,就是要多做好事。內(nèi)地很多人家在過年時貼對聯(lián),其中大家喜歡貼的對子如“忠厚傳家久,詩書濟世長!薄笆厣砣鐖(zhí)玉,積德勝遺金”。這與我所了解的維吾爾族的文化觀念太一致了。維吾爾人很講究,每天都要做好事,做了好事是sawap,做了壞事就是gunah。如果一個少數(shù)民族,一個維吾爾人不知道什么叫sawap,什么叫gunah,這怎么可以。我們講“古道熱腸”,尊重古代留下來的那些傳統(tǒng),那些道德規(guī)范,我們有一種關懷和幫助別人的熱烈心態(tài)!白鹄献谫t,崇文尚禮”,新疆的兄弟民族也好,內(nèi)地的漢族也好,都有這樣的看法!爸液袢柿x,太平和諧”。維吾爾人希望和諧希望太平,我的印象太深了,一見面就qilikmo,qilikmo……沒完沒了地問你是不是太平是不是平安。沒有比平安更重要的了。漢族小孩從小習字寫“天下太平”四個字,沒完沒了地寫這四個字,最少寫了幾千張。
再往下講是“勤儉重農(nóng),樂生進取!蔽抑v一個我在伊犁農(nóng)村印象非常深的事,這與長期以農(nóng)業(yè)為產(chǎn)業(yè)結構的維族人的習慣有關。當?shù)厝损B(yǎng)一種土奶牛,有時候自家的奶牛不產(chǎn)奶或奶不夠,就去向鄰居家借,互相關系好的,拿個碗就過來要上一碗,拿回去做奶茶。走在路上如果不小心,地上灑上了一點,他不會馬上走,而是把碗放在一邊,用一點土來把奶埋上。因為奶之得來不容易,它是牛身上長的東西,是農(nóng)民把這個奶擠來的,你讓它掉到地上,會很不好意思,因此不能讓它暴露在地上,不尊重奶的價值,要用土來埋上。如果拿的是一塊馕,掉到了地上,如果還能拿起來吃肯定會拿起來吃的,如果不能吃也要用土埋上。這是對農(nóng)業(yè)勞動的一種尊重。新疆人都知道,馕打出來后都放在房梁上,老鼠與貓上不去,還有就是通風、干燥。馕的好處就是干,耐放。不象饅頭、饃饃蒸出來之后放兩天就壞了。像現(xiàn)在這樣的熱天,放一天就不能吃了。新疆的農(nóng)民,尤其是南疆的農(nóng)民說,如果你的馕放得太高夠不著,可以踩著《可蘭經(jīng)》去夠,如果你的《可蘭經(jīng)》放得太高夠不著,你不可以站在馕上去夠。
這是對農(nóng)業(yè)勞動的尊重。這種尊重還表現(xiàn)在新疆文化上,新疆的文化是一種樂生的文化,認為人活著應該快樂。新疆的說法是,人生下來后除了死之外,都是找樂,都應該快樂;钕聛砹,難道還不快樂嗎?這是孔子的思想啊?鬃诱f“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發(fā)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別人問他的學生,你的老師怎么樣,他的學生就回答如何如何?鬃诱f,你們?yōu)槭裁床换卮鹚恰鞍l(fā)奮忘食”,一激動連吃飯都忘記了。開心的時候,就忘記了憂愁。這是一種樂生的精神。這些地方都說明,我們中華文化是有整體性的。我們與西方強調(diào)競爭,強調(diào)勝負,優(yōu)勝劣汰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的文化又是多元的,首先語言不一樣,維吾爾語,是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是與漢語不一樣的。我們的造句是主謂賓,維語是主賓謂。維語是粘著語,動詞后面可以加十幾個二十幾個附加成份,來改變它的語法意義。漢藏語系是詞根語,通過增減詞字來改變語態(tài)。這是不一樣的。不一樣才好啊,才能豐富多彩。我在新疆生活觀察到的生活習慣等方面的不一樣太多了,很好玩。漢族人縫扣子,針向右外側(cè)拉,而維語人是往左肩方向內(nèi)側(cè)拉。漢族的木匠推刨子是往前推,維族木匠是往自己方向拉。俄羅斯木匠也是這樣,師傅就是這樣教的。北京有個歇后語:推頭用推子——一個師傅一個傳授。當然,這是玩笑話,拉還是推都不是問題。漢族洗衣服擰衣服,手腕上下相對著往外擰,維族喜歡正手手腕朝內(nèi)擰。這有什么問題呢,這樣生活才豐富多彩。
我認為,“尊重差異,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欣賞”,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理念。不是因為有差異我就討厭你,我就看不起你。如果沒有差異,生活還有什么意思。所以,這是非常美好的方式,這是非常正確的態(tài)度。
中國有一個大學者費孝通,擔任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在世界學術界有很高的威信。他提出來一個口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泵總人都可以認定自己美好的東西,同時也要看到別人美好的東西,雖然不一樣,美的東西我們可以共享。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針與口號。
我還愿意非常直爽地討論一個問題。我們國家有相當大量的穆斯林,大量信仰伊斯蘭教的兄弟姐妹。其中回族人口最多,遍布全國各地,海南島、黑龍江有,沿海的各城市也有。還有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新疆還有不是穆斯林的漢族、蒙古族、錫伯族,現(xiàn)在還有朝鮮族等民族。我在新疆任副大隊長的時候,就住在維吾爾農(nóng)民的家里,我的房東阿不都熱合滿,還有房東大姐叫赫里倩姆。
我對穆斯林有非常欣賞的地方。第一講衛(wèi)生,不斷地讓你洗手,從早到晚。本來我是從城市來的,應該養(yǎng)成及時洗手的習慣,但確實有這樣的情形,在農(nóng)村勞動回來晚了,有點餓,一看飯做出來了,不管是拉面還是玉米餅子,就急著去吃。他們就提醒“你怎么不洗手就要吃”!我就覺得不一樣。因為伊斯蘭教把這個清潔作為核心價值來看待,非常重視。其次是他們非常重視慈善,特別提出要施舍。你自己有什么東西,別人需要的時候,你要給他。當時我在伊犁,住在伊寧市解放路,離綠洲飯店不遠。我的窗子上掛的是民族老師給我做的窗簾。晚上有時候有乞食者需要幫助,一看我的窗簾就認為我們家是少數(shù)民族的,過來敲門要一點錢。開門一看我是漢族的,可能認為我不給錢,掉頭就走。我就在后面追。當然那時候我也沒有很多錢,兩毛三毛,現(xiàn)在看起來已經(jīng)不算錢了,但總是一點心意。伊斯蘭教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不崇拜偶像,不搞具體的偶像崇拜,不把真主人格化。有一次我與伊犁農(nóng)村的小女孩,她可能也就4-5歲。那時我正在努力地學習維吾爾語,我見到誰都愿意聊天。有一次我就指著上天說“真主在天上”。她就告訴我說“老王,真主不在天上,真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里。”好厲害一個小女孩,她的理論水平太高了!我們在宗教里需要尋找的是一種終極的概念。宗教并不是說哪里有一個神仙,月亮上有神仙。人已經(jīng)登上過月亮,那上面沒有神仙,火星上也沒有,神是在你的心里。在這些方面,伊斯蘭教都有很先進的地方。它與天主教、佛教一起,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之一,對人類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世界上第一部藥典是阿拉伯人寫的,阿拉伯人在數(shù)字方面也有很多貢獻。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貢獻,都不需要我去細說。
但是我們同時又要看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伊斯蘭教究竟是向開放上走,還是向排他方面走,F(xiàn)在有很少數(shù)的人,這些人當然不能代表伊斯蘭教,但他們在向排他方面走。我在伊犁的時候,有一些高級的伊斯蘭知識份分子,他們的頭腦、心胸都非常的開闊,思想也非常開闊。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看到過。那是我當完副大隊長之后,回到自治區(qū)文聯(lián)。我在一個維族同事那里看到了一個手抄本,是波斯大詩人莪默•伽亞謨的《柔巴依》,郭沫若翻譯成《魯拜集》,給了我非常多的感動。比如說他的一首詩是這樣說的:“我一只手拿著《可蘭經(jīng)》,另一只手拿著酒杯,有時候我是非常清真,也有的時候,我也會做一些不符合清真戒律的事情。在藍寶石般的蒼穹下,為什么要把人分成穆斯林與異教徒?”他是十一世紀的詩人,在那樣一個宗教氛圍濃烈的國度,他都能提出這樣一些見解。
這次演講之前,我還找到了一批伊朗最著名的詩人哈菲茲的詩。哈菲茲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熟背《可蘭經(jīng)》的人”。我去過伊朗的設拉子,那里有他的墓,到處都有非常漂亮的他的詩集,人們非常喜歡。到了他的墓地之后,翻開詩集,用手指翻開一頁上的詩句,就象占卜一樣,可以預言你的吉兇禍福。哈菲茲最反對的就是宗教的極端性、狹隘性與排他性。他寫的詩太多了。其中有這樣一首:“當我從清真寺來到酒肆,不要恣意指責,說教之辭太枯燥,何不暢飲這陳年酒漿。心兒啊!假若明天象今天這樣歡樂,生活該多么有意義,多么令人向往!毕旅孢@首詩里他說得就更厲害了,如果我到了伊朗,我都不敢說這樣的話。他說“我已知道如此之多,我無法再把自己稱作,一個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或猶太教徒”。他又寫道“我與每一座教堂,每一座清真寺 ,每一座廟宇,和所有的神殿相愛。因為我知道,在這些地方,人們用不同的名字稱呼,同一個神”。就是不管是哪一種宗教,大家都向善,都希望有一個好的結果,都希望過上幸福的生活。翻譯這些詩的是北京大學的一批學者,當然還有其他地方的專家學者,也包括文化部的專家。這些詩都放在《波斯文庫》里。當年江澤民同志訪問伊朗,與伊朗總統(tǒng)哈塔米一起在《波斯文庫》上簽了名,祝賀漢語譯本的出版。在這里我也無意推銷酒類,我也沒有得到伊犁特曲或茅臺酒的委托,來當形象代言人。我只是說,古代的穆斯林大知識分子,他們的頭腦很開放,什么都敢說。其實,維吾爾人的頭腦也非常開放。正是南疆的維吾爾朋友告訴我“阿訇說什么你要學,阿訇做什么,你不要學!蔽覀儾皇强床黄鸢①,阿訇也是人,他也有這樣的不太清真的情形,他也要玩(tamaxa), 他有時候也想喝一點sim sim sui(仙泉水,這里是指酒)。
所以新疆的維吾爾人接受了伊斯蘭教以后,把宗教與這塊土地結合起來了,它是一個世俗的宗教,不是一個神權的宗教。什么叫神權的宗教,對不起,西藏有一點,那里有這樣一種教派,就是把全部的家當,財產(chǎn)、土地、房屋都賣掉,然后一步磕一個頭,一路磕頭到拉薩,到布達拉宮。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到達那里之后,磕完最后一個頭,趴在那里,死掉。這是神權社會。我們新疆是世俗社會,是一個熱愛現(xiàn)實生活的社會。剛才說到伊犁,那里的哈薩克族人最喜歡開維族人的玩笑了,管他們叫“做買賣的”。他們告訴我,維族人一天不做買賣就難受,回去把左邊口袋里的東西賣給右邊口袋,這就是世俗生活。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放開頭腦,可以像古代的哈菲茲一樣。剛才我說到的莪默•伽亞謨他是歷官,掌握日歷,哪一天開齋,哪天封齋,哪天宰羊,哪天做什么,他對這樣的律例太清楚了,但是他們都有這樣開放的、人間性的,接受各種不同事物的思想。
以上這就是我與大家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下面我與大家討論第二個問題:現(xiàn)代化與民族文化。現(xiàn)代化已經(jīng)是一個常用的詞,但是中華文化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是非常艱難的,可以說是非常痛苦的。因為中國的地理環(huán)境與歷史境遇很特殊。中國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在幾千年以前已經(jīng)有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相當精致的文化,這一個中原文化,東面、南面都是大海,當時的中國人沒有到海的對面去看看都有些什么的探索開拓的思想,而認為那里就是海。北面、西面、西南面就是少數(shù)民族,而顯然這些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都沒有中原文化那樣發(fā)達。這樣就養(yǎng)成中原文化的一種驕傲、沉醉和一種自我欣賞,乃至于一種盲目的自大與自信,認為周圍地區(qū)的文化都是不發(fā)達的,甚至于也沒有民族與國家的觀念。過去說的國,是諸侯國家,天下就是整個中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近的近一千年里,兩個朝代都不是漢族人做皇帝。一個是元朝,一個是清朝。但是一些過去離中原遠一點的這些民族 ,這些同胞,他們來當了皇帝后,整個民族都融匯到漢族文化中去了。所以漢族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文化產(chǎn)生過懷疑,從來沒想過自己的文化會被別的文化吃掉。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為止,突然發(fā)現(xiàn)還有那么強大的文明,有那樣強大的武器,你那些刀槍劍戟、那些土炮根本無法相比。在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zhàn)爭》里,清朝的人看到英國的軍艦以后,他們的反應是“大清國的克星到了”。先是林則徐抗爭,打不過人家,皇上又派自己的弟弟去講和,那個英國的艦隊司令參觀了關天培以身殉國的虎門炮臺。關天培是非常勇敢的,在與英國艦隊的戰(zhàn)斗中受了重傷,還在指揮戰(zhàn)斗。那個英國人看了炮臺后問,這就是你們的海防炮嗎?說是。他說你們這全都是垃圾!所以在很長時間里,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對中國文化的焦慮。我們的文化,在歐美的強勢文化面前有滅亡的危險。在這個問題上,孫中山說得比毛澤東還煽情,還嚴重。孫中山是怎么談中國文化的處境的?他說中國面臨的是“亡國滅種的危險”。國家要亡,人種要滅。他還說,當時中國的處境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歐洲人預備了刀和案板,中國就是那條魚,那塊肉,只等人家宰割了。
辛亥革命以后,大革命勝利前夕,清末最有名的學者王國維自殺了。他懂英文,懂德語,他最喜歡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他為什么自殺?因為中國正面臨“幾千年未有之變局”。像他這樣深受到中華傳統(tǒng)文化所熏陶的人,看到中華文化面臨這樣巨大的危險,沒有了活路。這是陳寅恪對他的分析。
清末時候還有個著名的學者嚴復,他是留學英國回來的,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他是個達爾文主義者。他的譯本翻譯得非常漂亮,以至于文革當中,全國已經(jīng)不出版什么書了,毛主席提出來,你們印一些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吧。嚴復將這本書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就是希望中國要自強,《天演論》講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萬物都為生存而競爭,在競爭中勝利了,就是被上天選中,可以繼續(xù)存在,如果失敗了,這個物種就要被淘汰。但他在中國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非常痛苦,最后吸食鴉片而死。這樣先進、文明的一個人,他失望地死了。
所以到五四的時候,出現(xiàn)了各種非常激烈的言論。用胡適的話就是“我們事事不如人”,吳稚暉的說法是“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左翼人士也一樣,魯迅勸年輕人不要讀中國書。錢玄同更激烈,建議廢除漢字漢語。我在想,這樣中國人該說什么話呢?改成說英文?一見面Hi!他更為激烈的說法是“人過四十一律槍斃”。因為中國人很保守、很封閉,壞習慣很多,上完廁所不洗手,當然維吾爾人不這樣,還有隨地吐痰等,我不多說了。內(nèi)地,中原地區(qū),漢族地區(qū),為了現(xiàn)代化,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淚,有多少人發(fā)瘋,有多少人自殺,有多少人殺人。因為處于兩難的境地,堅守,就是看著中國的文化積貧積弱,不堪一擊,任憑西方國家今天在這里宰一刀,明天在那宰一刀。如果積極地學習西方的東西,又怕把自己的東西丟了,自己的文化滅亡了。那時有激烈的想法是要把承載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漢字都取消了,漢字那么難寫,拼音文字多省事。這樣的痛苦說明什么?就是一個古老的文化,面對現(xiàn)代化的時候,有一種焦慮,有一種緊張,有一種不安,有一種尷尬,有一種兩難。
直到1978年12月舉行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當然在文革的后期,一次人代會上,周恩來總理已經(jīng)得了重病,在別人代他念的報告稿中,就已經(jīng)提出了四個現(xiàn)代化的問題。真正開始現(xiàn)代化的步伐,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jīng)過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從1840年到1978年,經(jīng)過了138年,從十一屆三中會之后又過了36年,中國在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確實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有目共睹,無可辯駁,完全都不能想像,包括新疆。我在新疆16年,那時在新疆想買一瓶啤酒都非常困難,烏魯木齊買過兩次。出行pikup(小車),那得多大的官才能坐啊,F(xiàn)在的生產(chǎn)力有了空前的發(fā)展,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有了空前的發(fā)展,這些都不是問題了。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會帶來一些變化,都會面臨一些挑戰(zhàn)。從文化的觀點上,你會覺得現(xiàn)代化會讓人們付出一定的代價。文化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每天都在積累。什么都是文化,現(xiàn)在我在這里講課也是文化,我們用的投影、麥克風、電腦、手機、MP3、錄音機,都是文化。我們每天讀的書,得到的信息,每天都在積累。但是我們更要看到文化的另一面,文化每天都在消失。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我1979年離開新疆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35年,當然,我離開之后又不斷地到新疆去,今年我已經(jīng)去了兩次,去年也去了兩次。新疆的文化就在不斷變化,既在不斷積累,也在不斷地失去。我非常欣賞新疆的一個風景就是水磨。新疆的一些河渠水量很大,水磨很多。尤其是伊犁,看水磨的多數(shù)是俄羅斯族的。水磨現(xiàn)在已經(jīng)越來越少了,用電多方便。像用驢拉磨,就更少了,有粉碎機,有糧食加工廠,都用電了。甚至于有人告訴我,有些地方連坎土曼都不會用了。我一聽大吃一驚。我喜歡說我是掄坎土曼的人,坎土曼是新疆農(nóng)民最基本的勞動工具。但是現(xiàn)在各種工具也在發(fā)生變化 ,我在我的小說《這邊風景》里面專門描寫了打釤鐮。我不知道現(xiàn)在的人還會不會打釤鐮,應該不會像過去那么多,現(xiàn)在機械化了。過去用釤鐮打苜蓿,一打一大片,很好看。我在別的地區(qū)很少看到有用釤鐮的。這個釤鐮有很高的文學意義,在《安娜•卡列尼娜》當中,描寫到小說的主角之一,農(nóng)奴主列文與農(nóng)奴一起打釤鐮的情形,而且還有一張插圖。很多東西都在變化,很多說法都在變化。過去一講現(xiàn)代化的結果,就是全國一盤棋,全世界一盤棋。全世界是一個市場,不是兩個市場,是一個統(tǒng)一的市場。我們維吾爾語的地位也感到受到威脅。你考大學,不會漢語你考得上嗎?你考公務員,不會漢語你考得上嗎?你到口里做生意,你不會漢語行嗎?你不但要學漢語,你還得學英語,F(xiàn)在口里地區(qū)的人都是拼了命在學英語,有的是從幼兒園就開始學英語,F(xiàn)在政策有調(diào)整,不讓從幼兒園學了,我不了解這方面的情況。面對這樣一個連接起來的大的市場,我們的產(chǎn)業(yè)結構也會受到大的挑戰(zhàn)。比如說伊犁,過去有幾種手工業(yè)很好,如做靴子。但是現(xiàn)在也有變化,我說得不對了請你們幫助補充。他們做靴子沒有溫州人做得好啊,沒有溫州人可以大量生產(chǎn)的經(jīng)驗。還有伊犁的坎土曼帽子也是這樣。很多傳統(tǒng)的產(chǎn)業(yè)正在重組或正在發(fā)生變化。原來和田有蘇州援建的絲綢廠,聽說也已經(jīng)沒有了。所以說,所有的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都在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對于文化來說,第一你得到了一些新的,第二,你失去了一些舊的。
在這種情況下,新疆的各族人民能不能搭上現(xiàn)代化的快車就成了關鍵。如果說精通商品經(jīng)濟的日本人來了,美國人來了,土耳其人來了,國內(nèi)的溫州人來了,上海人來了,香港人來了,那么我們僅僅靠我們過去從左口袋向右口袋賣這個莫合煙、杏干或別的什么的經(jīng)驗,能不能搭上這列快車?所以,在文化上,現(xiàn)代化會帶來很多問題,會使有的人感到被劫,感到恐懼,至少感到不習慣。這種新的問題如果又被境外的,被現(xiàn)代化甩下來的這么一批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變態(tài)、充滿了仇恨、絕望的人所煽動,那我們的文化該怎么辦?本來我們是一種tamaxa的文化,結果變成了一種報仇雪恨的文化,我們本來是兄弟姐妹的文化,變成一種恐怖的,或者是一種黑暗的,陰暗的文化。
問題在于,我們不能拒絕現(xiàn)代化,不管現(xiàn)代化會帶來什么陌生的東西,不管現(xiàn)代化使我們產(chǎn)生哪些不安,拒絕現(xiàn)代化我們就被世界邊緣化了,被國家邊緣化了,拒絕現(xiàn)代化我們就永遠貧窮落后愚昧下去,就是自絕于地球,自絕于時代,自絕于未來。
同時,正是在現(xiàn)代化的快車上,我們要注意保護與弘揚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自己的特色,否則就是自絕于祖宗,自絕于人民。尤其是新疆,尤其是南疆,那里有許多文化名城,珍貴文物。我希望包括內(nèi)地的援疆工作人員,好好學習新疆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且致力于保護這些文化遺產(chǎn),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不可發(fā)生建設中破壞傳統(tǒng)的事情。
所以我有這樣的看法,除了暴恐分子,中央有中央的對策與辦法,我們還需要解決另一個問題,就是使新疆的各族人民搭上現(xiàn)代化的這輛快車。只有在這輛現(xiàn)代化的快車上,新疆各族人民才能享受現(xiàn)代化帶來的一切利好,享受到對生活有利的東西,對人民有利的東西,我們也才有強大的實力來保護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為什么中國現(xiàn)在文化上比過去自信得多?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們在對外上就碰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發(fā)達國家都追著中國,要在中國建立文化中心,叫互設文化中心。我們當時的政策就是一個也不能設!你設了文化中心,就會對我進行和平演變,我又沒錢上你那里去設文化中心,我演變不了你?墒乾F(xiàn)在呢,我們在全世界很多國家設立了文化中心,據(jù)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業(yè)的就已經(jīng)有16個。我們除了設立文化中心,還不惜拿出很多錢來,在很多地方設立孔子學院。體現(xiàn)出來的就是實力不一樣了,信心也不一樣了,F(xiàn)在相反,我們設立了很漂亮的文化中心,而那些曾經(jīng)追著要在中國設立文化中心的國家卻沒錢,沒能在中國設立文化中心,F(xiàn)在北京設立的外國的文化中心有一些,有的還給我發(fā)郵件,比如說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德國的哥德學院,總共已經(jīng)有7個,但我們在外面設立的已經(jīng)有16個。你只有在現(xiàn)代化中有所成功,有所發(fā)展,才能減少你的文化焦慮,文化不安與文化變態(tài)。
最近有一件事讓我非常高興,我在北京認識了一個維吾爾族的年輕人庫爾班江,他是中央電視臺的攝影師,他在那里工作得也非常優(yōu)秀。他在全國采訪了110多個從新疆來的,在口里各地打拼的,多半是成功人士,也有正在打拼,還不那么成功的。有帶著孩子在讀研究生的,開餐館的,賣羊肉串的,大部分是在內(nèi)地在現(xiàn)代化的大潮當中相當成功的來自新疆的各族同胞。其中有一個美女,現(xiàn)在是阿里巴巴的高管,收入與威信都很高。在他們的身上讓人看到的是光明,不是黑暗,不是仇恨,不是焦慮,不是不安,不是尷尬,不是痛苦。因為他們乘上了現(xiàn)代化這趟列車,F(xiàn)代化不是萬無一失的,不是完美無缺的,由于現(xiàn)代化使你離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越來越遠,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一面,由于現(xiàn)代化,你有了實力,你可以回過頭來做大量的保護、繼承、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工作。比如我們國家現(xiàn)在有很多文藝團體都投向市場,但是一些體現(xiàn)我們國家傳統(tǒng)文化的如京劇、昆曲,一些地方戲曲團體,國家都有一定的投資,有一定的財政補貼,以幫助他們能夠發(fā)展起來,新疆也不例外。我?guī)状稳バ陆疄豸斈君R團結路,我們家以前就住在團結路附近的十四中學里面。在團結路那里現(xiàn)在就有自治區(qū)的木卡姆藝術團,正是在現(xiàn)代化、改革開放的高潮中,木卡姆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新疆成立了木卡姆藝術團。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我知道最少已經(jīng)有兩次十二木卡姆的演出,其中最少有一次是由劉云山親自請來的,表演了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魯番木卡姆。所以我們不能把現(xiàn)代化與民族文化對立起來,我們要追求的是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更好地來保護、弘揚、繼承、珍惜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用拒絕現(xiàn)代化的方法,你是保護不了自己的民族傳統(tǒng)的。拒絕現(xiàn)代化的結果,只能是民族的衰微與滅亡。
這種焦慮不但維吾爾族有,哈薩克族有,漢族也有。在拒絕現(xiàn)代化的前提下,你的文化更混不下去。漢族歷史上有熱烈鼓吹傳統(tǒng)文化的,如北京大學的辜鴻銘,一直梳著長辮子,他不剪。幾乎所有歐洲的語言他都會,他把胡適都鎮(zhèn)住了。一次別人向他介紹說這是胡適先生,是在北大教西洋哲學史的。他就問人家,你的拉丁語怎么樣啊?胡適說我不會拉丁語。辜鴻銘說你連拉丁語都不會敢教西洋哲學史?!這把胡適給鎮(zhèn)住了,無話可說。辜鴻銘在倫敦看《泰吾士》報,他倒著看。兩個當?shù)匦∏嗄昕匆娏司驼f這個豬尾巴,連字是正是倒都不知道,他買報干什么。辜鴻銘回過頭來,用標準的牛津音說,你們英語太簡單,正著看是對我智力的污辱。倒著這么瞭幾眼,幾分鐘你們國家那點破事我全知道了,還用正著看嗎?嚇得那兩個倫敦青年落慌而逃。他還挑戰(zhàn)英國文化:你們英國文化好,好個屁,中國文化才好。中國文化為什么好?一個男人可以娶5個老婆。你這是男女不平等!怎么不平等了?一個茶壺可以配5個茶碗,哪有一個茶碗配5個茶壺的。但是依靠這樣的人,中國文化能發(fā)達嗎?他是怪杰,是中國的天才,但是他對中國的文化發(fā)展不可能有很多的貢獻。恰恰是在急劇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我們保護了多少文物,什么時候保護文物有改革開放以來保護得多?我們出了多少的典籍!我們國家財政部有專門的撥款,永樂大典在出版,中華文化大典在出版,二十四史出了多少版本,包括我們新疆維吾爾文和漢語的維吾爾族的典籍我們出了多少!我知道的《福樂智慧》最少有兩個新的版本,《突厥語大詞典》我們也出版了,F(xiàn)在新疆文庫正在出版,今年4月我去出席了新疆文庫發(fā)行的活動,文庫要出維吾爾文、漢文、哈薩克文、蒙古文、柯爾克孜文、錫伯文等6種語言的版本。古代漢唐對西域的各種記錄,各種的描寫,還有外國的,斯文.赫定、巴爾得、伯希和、斯坦因,美國人、瑞典人,過去去過新疆的外國人對新疆的各種考察各種記錄都包括在文庫里。如果沒有現(xiàn)代化,沒有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我們想保持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我們做得到嘛?當然,現(xiàn)在中央也已經(jīng)完全知道了這種情況。我看最近中央新疆工作會議的文件里,也提到解決就業(yè)的問題,F(xiàn)代化會造成失業(yè),這種情況是完全可能的。你原來的工廠辦不下去了,倒閉了,等等。不管怎么樣,我們得想辦法跟上這輛現(xiàn)代化快車。我們黨的工作也要深深地認識到,把邊疆的各民族同胞拉到現(xiàn)代化這個高鐵上來,是我們邊疆穩(wěn)定、發(fā)展最重要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民族文化也可以得到發(fā)展。我們可以保留原汁原味的,完全不變的東西。內(nèi)地這種情況也非常多,五四時候就開始討論,戲曲能不能用機關布景,也打燈光。有爭論,有人現(xiàn)在還在堅持絕對不可以,還要與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王人美那個時候一樣的布景,不加任何變化,這樣做當然可以,你加一些新的變化,同樣也可以。我們的民族文化也是這樣,要在現(xiàn)代化這個大潮當中,為民族文化的征集、保護、搶救、弘揚創(chuàng)造條件。絕對不能把現(xiàn)代化變成是民族文化對立的東西。
明年就是賽福鼎同志誕辰100周年,我還參加了中央批準的賽福鼎同志的文獻紀錄片拍攝工作。賽福鼎同志當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擔心的就是新疆的少數(shù)民族變成一個落后的、邊緣的民族,變成一個趕不上潮流,趕不上時代的民族。他非常的敏感。比如北京這邊要培養(yǎng)一批女飛行員,他馬上找中央,看能不能有維吾爾族的女孩可以參加培訓。體育學校培養(yǎng)高水平的體育人才,他也非常關心。當我還在文化部上班的時候,他跟我多次說過,他希望用十二木卡姆的旋律來做交響樂。為這個事,我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年,還是賈慶林擔任全國政協(xié)主席的時候,有一次國家交響樂團與新疆一起搞的十二木卡姆交響音樂會,基本上用西洋樂器,小提琴、大提琴、單簧管來演奏,還有鋼琴協(xié)奏。賈慶林主席出席了音樂會。中央歌劇院還有以維吾爾故事創(chuàng)作的歌劇《熱瓦甫戀歌》演出,有很多領導同志,賽福鼎同志的夫人阿依木也參加了。所以我們完全有可能,在現(xiàn)代化的大潮中,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錫伯族等十幾個新疆世居民族的文化加以保護,對此我們應該充滿信心。這個過程中一定還會碰到一些苦惱一些困難,這些都是可以克服和解決的。我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nèi),到處呼吁。有一件事我非常感動,2010年,我的好朋友,維吾爾著名詩人鐵衣甫江誕辰80周年時,新疆召開了紀念會議。張春賢書記也參加了會議,而且決定自治區(qū)每年拿出1000萬來鼓勵新疆各少數(shù)民族進行母語寫作,幫助把這些作品翻譯成漢語,說明中央、自治區(qū)各個方面正在重視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的保護與發(fā)展。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在新疆是最安全的,任何的人身迫害都沒有。每每想起來,我都要說,我熱愛新疆,我想念新疆,我感謝新疆各族人民。有一次,香港的電視臺對我有一個關于新疆的采訪,我說了一句話:新疆的各族人民對我恩重如山!我說完這句話,我沒想到,那個曾經(jīng)在鳳凰衛(wèi)視工作過的楊錦麟先生及他帶的一幫小丫頭小小子,有抬機器的、打燈的、錄音的,他們都流了眼淚。我本著對新疆的熱愛,我認為發(fā)生的我不希望看到的那些事件,那是暫時的,是極少數(shù)。我愛新疆的各族人民,我相信新疆的各族人民一定能夠贏得一個光明的美好的前途,我們一定要用光明來代替黑暗,一定要用智慧來代替愚蠢,我們一定要用開放來代替狹隘,一定要用現(xiàn)代化來代替無知、落后、貧困,那種自己把自己囚禁起來的生活。我已經(jīng)越來越老了,我今年已經(jīng)80歲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新疆的未來,新疆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