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全國古籍普查：新晉國家珍貴古籍11375部

西藏阿里寺廟內(nèi)條件簡陋，只能席地普查。

北京市古籍保護中心赴區(qū)縣圖書館普查。

西藏那曲地區(qū)地廣人稀、交通不便，普查員與收藏者相約在一座山上相會，就地鋪開氈子開始了普查。

　　悠悠中華，五千年悠久歷史留下了浩如煙海的古籍，承載光輝燦爛的思想。可身為這文明的繼承者，當今人們卻很難說清先輩為我們留下了多少典籍。2007年啟動、2012年全面展開、2014年開始收官的新中國最全面一次古籍普查，力圖回答歷史留給我們的問題。

　　問典

　　古代典籍留下多少？

　　“我們一以貫之為浩如煙海”

　　2011年9月23日，一項被譽為醫(yī)學界諾貝爾獎的拉斯克獎在美國頒獎。這一年，它的得主是發(fā)現(xiàn)了治療瘧疾的藥物“青蒿素”的中國學者屠呦呦。令全世界感到新奇的是，屠呦呦獲獎后介紹，在她的實驗研究經(jīng)歷多次失敗陷入困境時，是一部中醫(yī)古籍《肘后備急方》中的一段話“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啟發(fā)了她，使她改變了藥物的提取方法，采用低溫提取，解決了關(guān)鍵性的技術(shù)難題。一部1600年前東晉時期的醫(yī)學古籍，幫助今天的人們解決了醫(yī)學難題，承載了中華文明的古籍再次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

　　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文化的一脈相承也使中國擁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典籍。就在不久前閉幕的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特展上，僅參展的110余部古籍就令參觀者嘆為觀止，沉醉于中華文明的豐富樣貌。甲骨、簡帛、金石舊拓、古代輿圖，古代典籍的載體非常豐富，它們又承載了宗教、哲學、文學、科技、經(jīng)濟、政治、軍事等方方面面的內(nèi)容，如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郭嵩燾所著《[光緒]湘陰縣志》稿本，經(jīng)曾國藩批校，彌足珍貴；著名文學家蒲松齡的《鶴軒筆札》，收錄了其南游寶應、高郵時擔任孫蕙幕僚期間的稀見稿本，展示出少為人知的經(jīng)歷和思想。中國書籍史專家錢存訓曾在著作《書與竹帛》中講到，我國16世紀以前書籍的數(shù)量，超過此前世界其他國家書籍的總和。

　　然而，經(jīng)過歲月蕩滌，歷經(jīng)自然災害和戰(zhàn)爭等人為災禍，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古代典籍到底還存世多少，它們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存狀態(tài)如何，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大量古籍沒有清點和編目，而私藏古籍、寺廟收藏的古籍以及流散海外的古籍更是數(shù)目模糊，我們一以貫之為浩如煙海�！眹�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常務副館長詹福瑞曾這樣形容。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記得，自己上世紀80年代還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yè)學習時，不同的學界前輩給出的答案就相差整整一倍�！坝械南壬�估計留存在世的中華古籍有七八萬種，也有先生說是十五六萬種。”張志清說，那時候，老一輩學者常常提到摸清存世的中華典籍家底是他們的心愿，也常常寄語他這一代學人，說要是他們能把古籍存世的情況弄清楚，就完成了一個歷史任務。

　　古籍第一次迎來人們“檢閱”是在“文革”后期，當時周恩來總理親自倡導要摸清善本家底。善本，是古籍中在學術(shù)價值、文物價值、藝術(shù)價值各方面俱優(yōu)的珍品，這次普查的重點自然集中在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古籍。歷經(jīng)20年，對古籍的第一次“檢閱”得來一套《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收錄781家收藏單位約6萬種善本。不過，由于缺少掃描和照相設備，當時清點的善本古籍并未留下書影。登記查點時遇有古籍基本信息的疑問時，也缺少條件做專家集體會診。

　　直到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guān)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成為我國政府首次頒布的關(guān)于古籍保護的文件，由此開始了全國范圍內(nèi)的一次更加全面的古籍普查登記。這一次，凡是1912年之前書寫或印刷的，以中國古典裝幀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的珍貴古籍，都納入普查范圍。

　　尋典

　　500名普查員挑戰(zhàn)地大物博“熟練工一天只能查五六種”

　　“請問，哪一行是書名？”普查一開始，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就把人難住了。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南方一家縣級圖書館的普查員，他介紹，在縣級圖書館里，很少有學習歷史、古漢語或文獻學等古籍相關(guān)專業(yè)的館員，普查古籍實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據(jù)國家古籍保護中心2007年的統(tǒng)計，在古籍普查開始之初，全國各級圖書館中的專職古籍保護人員不足100人，有古籍相關(guān)專業(yè)知識背景的人員不足500人。而他們要面對的是當時所知的890多家收藏有古籍的單位。

　　一把尺子、一部相機、一臺掃描儀和幾本工具書，這就是古籍普查所需要的工具。工具倒不多，可要真的查清楚，又不那么簡單。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最初制定的普查表格長達16頁，共50多項，細看這些項目，古籍的開本尺寸、版式、行款、鈐印、裝幀形式，每一篇序和跋的核心信息，以及哪一頁有破損，破損是酸化還是蟲蛀，又破損到了什么程度，均要一一記錄在案。此普查表可以詳細呈現(xiàn)出一冊古籍的文物屬性、藝術(shù)屬性和文獻屬性�？蛇@么多專業(yè)的普查項目讓很多缺少專業(yè)人才的圖書館束手無策，各級古籍保護中心只得手把手培訓人才。

　　“就算是熟練工，一般一天也只能普查登記五六種古籍�！北本┕偶�保護中心一位普查員介紹，其中最令新老普查員頭疼的就是判定 “版本”。原來，中國古籍有個特點，通常沒有現(xiàn)在圖書的版權(quán)頁。本來，古代刻印典籍一般會在卷首有“牌記”，會記錄刻印的時間等基本信息，但在流傳過程中有的遺失了，有的則是被書商故意拿掉，模糊圖書的年代信息以謀利，讓后世之人難以為古籍斷代。要想斷得清楚古籍的年代，不僅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能通讀古籍的序和跋，從中找到有用的年代和人物信息，還得熟悉歷史上各個年代典籍的通行尺寸、行款和裝幀風格，甚至對各年代的紙張?zhí)攸c、用墨特點都非常熟悉，才不會張冠李戴，而這絕非一日之功。曾有一家基層圖書館，由于普查員實在斷不出古籍的年代，就干脆統(tǒng)一“判定”為宋刻本，令人啼笑皆非。直到2012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將普查表格簡化為6項必填和7項選填，降低了所填信息的難度，才使古籍普查得以全面展開。

　　中國國土面積之大使得古籍分布異常廣泛，其在偏遠地區(qū)的分布之多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僅靠全國不足500位具有相關(guān)知識背景的人才，把這些偏遠地區(qū)的古籍一一找到看上一眼，并非易事。

　　4年多過去了，西藏阿里地區(qū)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中第一個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記。幾十位普查員全部放下日常工作，一年中跋山涉水足足6個月，出車83次，行程1萬余公里，才將75個收藏單位和20戶收藏家庭跑遍。阿里收藏有古籍的單位多為寺廟，光是札達縣就有39座寺廟和拉康(藏語，佛殿)收藏有古籍，占阿里地區(qū)收藏單位的半數(shù)以上。可這些寺廟大多位于人煙稀少的僻靜之所，因為缺少人手，札達縣文體局局長洛丹只能親自上陣。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他和普查員們有時晚上就睡在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遺棄民房里。這種遺棄的民房根本沒有屋頂，所謂“房”也只剩四周一圈半人高的石頭墻而已，“房”內(nèi)則是空地一塊，大家把隨身帶來的行李、睡袋鋪在地上，和衣而臥湊合一晚。有的地方實在太遠，還得普查員與當?shù)毓餐�約定一個山頭，雙方都趕到那里匯合，然后便在草地上鋪塊氈子清點、普查起來。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援藏干部薩仁高娃，也親歷了一次跋山涉水的古籍普查。日喀則地區(qū)吉隆縣貢當鄉(xiāng)汝村海拔近4000米，上世紀70年代，村里人從這里的地下挖出了先輩藏于此的260函古籍，然后便將古籍安置在一間土坯房里。這些記錄了藏傳佛教噶舉派蔡巴噶舉分支經(jīng)文的寶貝靜靜地躺在土坯房里約40年后，才在第四次古籍普查中被人提起，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去年6月，薩仁高娃和西藏自治區(qū)圖書館、日喀則地區(qū)文化局的同事們組成了一支7人小分隊前去探看。汝村不通手機信號，也不通公路，幾乎與世隔絕，車子開到距離村莊最近的一座山上便找不到路了。來接應的汝村人牽著十幾匹馬，把普查需要的儀器，留宿當?shù)匦枰�的睡袋、鍋碗瓢盆，甚至圓白菜等口糧都馱在馬背上，而所有人則要冒雨翻過這座山�！吧缴蠋缀鯖]有路，就是在碎石當中走，走了三個小時�！彼_仁高娃說，可這還沒完，下山后還沒歇幾分鐘，又得爬上對面的山，繼續(xù)行進了一個半小時才來到汝村。聽說有人來整理這些古籍，全村人都來幫著搬運，那份熱切和虔誠讓普查員們片刻不敢耽誤。50平方米的村委會就成了小分隊的辦公室、食堂兼宿舍，大家?guī)缀醪怀鑫葑�，從早到晚埋頭整理古籍，忙活了10天才全部完工。

　　品典

　　孤本重現(xiàn)，版本重斷

　　“11375部新晉國家珍貴古籍”

　　隨著普查的進行，好消息不斷傳來。2009年夏天，北京古籍保護中心團隊就在面向市屬單位的古籍普查中收獲了一個新發(fā)現(xiàn)。

　　在北京市一家單位的圖書館善本古籍中，普查團隊發(fā)現(xiàn)了《周易集義》的殘本。根據(jù)上世紀80年代編成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記載，該古籍是明代刻本�？汕叭テ詹榈娜藛T現(xiàn)場登記時卻發(fā)現(xiàn)，無論是開本還是字體，抑或書中的避諱字，都顯示出該書的宋刻本特征。這個疑問一直留在大家心中，待這家圖書館內(nèi)的善本全部整理登記完成后，幾位普查員又廣查工具書。終于，他們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專家李致忠的《宋版書敘錄》中找到一絲線索，這本書中提到收藏大家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中記錄過一套殘本《周易集義》。再去找傅先生的書，發(fā)現(xiàn)他看過的這套《周易集義》的許多特點以及該書多年來的流傳過程，恰恰與眼前的這部一致。很快，經(jīng)過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多位專家的現(xiàn)場鑒定，這套古籍最終確定為南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魏克愚徽州紫陽書院刻本。此前業(yè)界一直認為《周易集義》宋刻本傳世的僅有一部，存于國家圖書館，而新發(fā)現(xiàn)的這部經(jīng)專家鑒定認為，雖為殘本但品相較之國圖藏本更佳，版本價值也更珍貴。

　　在古籍界，每一部宋版書的發(fā)現(xiàn)都是令人非常興奮的事情。李致忠介紹，北宋書業(yè)繁榮，但金入侵北宋時將大量版片“捆載北還”，后來金被蒙古攻打時，這些書籍版片損失殆盡。南宋刊刻書籍時，只能從民間收集北宋版書籍，再翻制版片才行。我國大陸所存宋刻本古籍一共也不足2000種。

　　古籍普查的廣受關(guān)注也引起了高校、文物、宗教、醫(yī)學，甚至軍事領域的積極參與。首批古籍保護試點單位之一的軍事科學院就在普查中，將講述火攻兵法的《五火玄機》等孤本兵書和罕見的古代戰(zhàn)爭陣法圖等呈現(xiàn)在人們眼前，大大豐富了古籍種類�！敖�(jīng)國家四批評審，已有11375部古籍入選了《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睆堉厩褰榻B。

　　山東省圖書館還從十多所歷史悠久的中學圖書館中發(fā)現(xiàn)了古籍，令圖書界倍感振奮，想不到這樣的基層單位也有古籍收藏意識。而河南嵩山少林寺在全社會重視古籍的感召下，開始大量收藏古籍，欲建藏書樓。收藏了諸多中文古籍的北美地區(qū)著名大學如哈佛、耶魯、伯克利、芝加哥的東亞圖書館，也紛紛伸出橄欖枝，希望將所藏古籍與中國的古籍普查進行聯(lián)合編目。

　　經(jīng)過長達7年的全國古籍普查，和2007年相比，全國古籍保護人才已從不足100人上升到700多人，具有相關(guān)背景知識的人員從不足500人上升為2000人；普查發(fā)現(xiàn)收藏有古籍的單位從890多家上升為2800多家。截至目前，通過普查，已能估算出1912年以前的存世古籍達20多萬種、45萬余個版本，古代典籍的文化家底正在逐漸清晰起來。

　　觀點

　　古籍普查不應忘了書版

　　佛教、敦煌學、目錄學專家 白化文

　　全國范圍的古籍普查現(xiàn)已進入“收官”階段。這是我國歷朝歷代都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欣逢盛世，在我們這個時代基本完成了。再下一步，應該重點走哪一著棋？一孔之見以為，不可忽視古籍的“母親”和“姥姥”。

　　古籍，除了抄錄出的抄本以外，都是發(fā)明印刷術(shù)的中國人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來的，中國印刷術(shù)及其書版，應該說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qū)某些國家印本書籍的“母親”，而印刷制版工匠則是它們的“姥姥”。

　　中國紙壽千年，好紙還不止千年。圖書在圖書館等處受到保護，一般說可保無虞�？墒�，書版是極容易蠹蝕的。我因工作需要就曾存有一塊書版供課堂上展示用，因保管不善，現(xiàn)已蠹蝕成粉末狀。各種銅、木、瓷、泥等活字，以及饾饤版，保存更難。全國現(xiàn)存各種書版究竟有多少、保存現(xiàn)狀如何，還沒有做到心中有數(shù)。現(xiàn)在市面上書版交易活躍，有的抬高到十幾萬元一塊。如聽任流失，后果堪虞。我建議，應迅速開始書版的普查，改善其保管條件，并由專人立即編目。

　　我國傳統(tǒng)印刷術(shù)的傳承在于工匠，他們是古籍的“姥姥”，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人�，F(xiàn)在應該培養(yǎng)能熟練操作刻字、印刷、裝訂的新一代工人，不能斷檔！還得大力培養(yǎng)和扶持懂得中國土法造紙、制墨等技術(shù)的工匠。培養(yǎng)的方式，就是讓他們有活兒干，在工作中培養(yǎng)與鍛煉。

　　可能有人認為，這豈不是在搞倒退。不過，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下，還是這樣做最合適。例如，北京邦普公司影印漢文版《乾隆藏》，補版占全藏約四分之一左右。補版參照了20世紀80年代文物出版社影印的《乾隆藏》。但根據(jù)照像補版，風格與原版刷印的那一部分極有差異，只得不顧成本采取補刻，才能使全書刷印出來的風格基本一致。現(xiàn)在全國殘存木版頗多，廣陵書社就利用所藏刷印過一些。遇有需要補版處，也以用此法為宜。此外，如果再印一些如《續(xù)續(xù)古逸叢書》之類的書，不妨也用此法。從培養(yǎng)工匠的角度看，這是現(xiàn)時較易執(zhí)行的辦法。至于刻印新書，那是最好的，但得看機會了。

　　后記：在白化文等學人的呼吁下，書版這個類別即將列入《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全國也將逐漸開始書版現(xiàn)存狀況的普查。

　　發(fā)現(xiàn)

　　《揚子法言》

　　曾成貪官非法牟利工具

　　遼寧省圖書館普查到的宋刻本《揚子法言》，是一部頗具戲劇性的書。南宋時期的這部書刻于浙江臺州，刻工卻是寧波的著名工匠蔣輝。原來，蔣輝刻工高超到可以刻假幣，終因刻假幣入獄，被發(fā)配到臺州監(jiān)獄服刑。當時擔任臺州知府的唐仲友是個學問高但才德淺的人，就請蔣輝為自己再刻假幣，也請他參與刻“三子”，即《荀子》、《揚子法言》、《文子》。唐仲友用公款刻“三子”，卻將售賣所得中飽私囊，曾被朱熹上奏彈劾。遼寧省圖書館在上世紀80年代的善本普查中，僅將這部書登記為宋刻本，卻未能注明其為臺州本，而這臺州本之妙也值得一說。臺州本“三子”是按照北宋時期國子監(jiān)的版本翻刻的，這個版本�？眹栏駥徤�。因北宋古籍存世極少，臺州本也就幫助人們得窺北宋國子監(jiān)刻書面貌，為歷代藏書家和版本學家青睞。

　　地級市圖書館找到

　　宋版《四書章句集注》

　　江蘇最北邊緣的地級市圖書館徐州圖書館，竟然在普查中發(fā)現(xiàn)了一部宋刻本，令很多大圖書館驚訝和羨慕。原來，在汪偽政權(quán)時期，徐州曾是汪精衛(wèi)設立的淮海省首府，當時的徐州圖書館貴為省級圖書館，很注重收藏古籍。根據(jù)上世紀80年代的調(diào)查，徐州圖書館約有10萬冊古籍，到此次古籍普查之前已陸續(xù)整理登記出6萬多冊。其余被認為書品不佳、版本平常的3萬多冊就堆在一間老屋子里。有一天，在這堆不被重視的舊書中，普查員朱志民發(fā)現(xiàn)了《四書章句集注》中的一冊，雖然封面陳舊，可里面印刷精美，而且字體端莊、紙張細潤、墨色清純，一派宋版書氣象。繼續(xù)翻檢，普查員竟然在這間老屋子里發(fā)現(xiàn)了整部《四書章句集注》，總計28卷。一個地級市圖書館真的會藏有宋版書嗎？一開始，大家都不太確定，審慎起見，這部書等了兩年才被正式上報給國家古籍中心，沒想到一經(jīng)上報，就被驗明正身，成了一個驚喜。

　　《乖崖張公語錄》

　　隱含書商愿望

　　說起南京圖書館普查過程中詳細編目的《乖崖張公語錄》，很多人都感興趣，因為它曾是著名私藏機構(gòu)過云樓的藏書。過云樓藏書現(xiàn)如今在拍賣市場上價格不菲，甚至一部就可以達到2000多萬元。張公，說的就是宋朝名臣張詠，據(jù)傳他也是中國最早紙幣“交子”的發(fā)明者。由于此人施政方法獨特，他的語錄才得以流傳于世。曾經(jīng)，張詠被派往四川彈壓農(nóng)民起義，他按照名單把參加起義的人都找來之后，將他們?nèi)�部釋放。他的“賊能挾民為賊，我能還賊為民”就成了一句語錄。張詠與宋朝名相寇準是好朋友，竟能直言寇準當官太早，學術(shù)積累不夠，應該加強學習，令對方深以為是。如今普查中為世人關(guān)注的這部《乖崖張公語錄》，是南宋書商刻印的單行本，相比張詠的全集所收語錄更全。有專家揣測，當時南宋書商單獨刻印張詠語錄，許是期待這樣的官員能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