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學與時俱進的見證者——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評論家白燁

　　三年前的今天，評論家白燁當選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同時，作為 《文學藍皮書》、《中國文壇紀事》的主編，十余年來他參與并見證著中國文學的變化與成長，對于新世紀文學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復雜性和可塑性，他有怎樣的見解和評判？

　　舒晉瑜：回顧多年的評論生涯，您愿意作何總結？您的評論所關注的領域，發(fā)生過怎樣的變化？

　　白燁：回顧三十年來的評論生涯，我想說的首先是欣慰。因為我從事的，是我所喜歡的；還有我介入當代文學的這三十年，正好是當代文學發(fā)生巨變的三十年。三十年可分為80年代，90年代，新世紀以來�？梢哉f，三個階段各以政治浪潮、經濟浪潮和科技浪潮為中心，演出了文學適時應變的時代活劇。我們作為隨行者、見證者，目睹了這些變化，也參與到其中，這是最讓人難以忘懷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自己也在跟著變化。我在觀念上的最大變化，發(fā)生于8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從創(chuàng)作到理論，都有許多新思潮與新突破，既讓人目不暇接，也讓人覺得不變不行。我從這個時候反思自我，才認識到我們所從事的和所習慣的，是社會學的批評，這個批評是有明顯缺陷的。于是，開始有計劃地研讀了一些新批評、形式批評、文體批評和“西馬”的理論著述，做了一些理論儲備上的吐故納新。當然此后也一直注意著自我更新，但最大的變化是在80年代中期。

　　至于我們所面對的當下文學與文壇，我覺得三十年一直在不停地演變，而且愈演愈烈。這些變化如要作一簡單概括，那就是文壇“三分天下”，面目今非昔比；而且文學的問題，越來越不單純，明顯具有多種元素相互交織的混血性。

　　舒晉瑜：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會長，能否評價一下目前中國當代文學的現(xiàn)狀及問題？

　　白燁：我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正是文學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之際。我和我的同行們、同事們，都深切感覺到當代文學演變之快、變化之大，給當代文學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也帶來許多新的挑戰(zhàn)。我們研究會兩年舉辦一次學術年會，平時還有許多小型會議，都是面對當下現(xiàn)狀研討相關前沿性問題，力圖面對變動不居的文學現(xiàn)狀，作出我們應有的回應。

　　關于當代文學現(xiàn)狀與問題，概而言之，是“繁而不榮，多而不精”。從創(chuàng)作與生產、作者與作品、傳播與閱讀來看，豐繁的狀態(tài)與多樣的景象可以說前所未有，這是我們多年以來所祈盼的一種文化生態(tài)。但在什么都有，什么都流行的同時，什么是更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經典的，卻往往不夠突出和彰顯，甚至經常被亂七八糟的東西所遮蔽和覆蓋。所以，看似繁盛異常的現(xiàn)狀，卻還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繁榮”。我以為，這個問題的形成與解決，不僅僅是文學領域的事情，它還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教育的問題，甚至是社會的問題，需要運用綜合手段予以治理。

　　舒晉瑜：為何有的作家對評論并不認可？您認為中國批評界出現(xiàn)了什么問題？

　　白燁：出現(xiàn)某些作家對某些評論不認可的現(xiàn)象，并不足奇。這里邊，一定有批評方面的問題，如可能把脈不準確，看法較皮相，還有就是表述方式與批評態(tài)度上有簡單武斷之嫌，等等。文學批評是一種個人化行為，一定的文學批評不可避免地帶有批評家的個人風格，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都屬正常。在這一方面，文學批評確實需要從觀念到方法上，切實加以改進。但我也以為，作家對評論的不認可，在作家方面也有可以總結和需要反思的問題。比如一些作家總以為批評就是詮釋作家意圖，表彰創(chuàng)作成績，評論的話沒有說到自己心里，或聽來不入耳的，就不愿聽，不認可。文學批評在本質上是一種對話，是在對話中交流心得和相互啟迪。我覺得我們需要建立一種相互理解、彼此寬容的氛圍，形成在學術性對話中共競共進的風氣，這對于創(chuàng)作與批評，都是極為重要的。

　　舒晉瑜：您如何評價自己的評論風格？覺得對自己評論形成干擾的因素有哪些？

　　白燁：我的文學評論，自我檢省起來，覺得數(shù)量不少，成績平平，風格也并不怎么鮮明，在作家作品評論方面，我信奉魯迅所說的“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精神。這句話在現(xiàn)在能夠做到的，只是“好處說好”了。這跟自己的相對溫和的批評習慣有關，也跟批評領域已經形成的風習有關，還跟整體的文化氛圍有關。

　　我覺得我這些年的文學研究與文學評論，在文學現(xiàn)狀研究和年度文情考察上，初步形成了一些特點，這就是在宏觀層面上對一些傾向性問題的梳理與把握，以及對新的文學群體、新的文學現(xiàn)象的關注與捕捉，等等。

　　總體來看，在當下的文學批評領域里，仍然很難做到“實話實說”，這是文學批評中的最大問題。這個問題的造成，也不是單方面的。

　　舒晉瑜：《中國文壇紀事》從1999年出版，在文學界已有廣泛認可和影響。《文學藍皮書》自2003年出版，已經走過十年歷程。見證了中國文學十年進程，在編著過程中，您有何感觸？

　　白燁：《文學藍皮書》2002年以“中國文情報告”的題目在社科院作為重點項目立項，2003年正式出版，于今已整整十年�！吨袊�文壇紀事》屬于年選類圖書，當時的考慮是，每年都有出自不同人主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許多作品類的選本，但文壇的發(fā)展變化已經越來越泛化和分化，每年都有很多重要的文學探討，文學論爭，文學官司，還有一些焦點話題與熱點現(xiàn)象，這些并非作品創(chuàng)作的現(xiàn)象，雖然都在創(chuàng)作之外，又在文壇之內，應該有一個時文選編圖書，以更為全面而鮮活地反映文學的年度演變情形。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當代文學的發(fā)展與演變，一直跟政治、經濟、文化等總和構成的社會生活的不斷變異密切相關。文學的問題，必須放置于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大環(huán)境中去考量和觀察，才能確知其演進的走向及其背后的動因。在每年的《文學藍皮書》里，都有一個我執(zhí)筆撰寫的“總報告”。在這個“總報告”里，我會就當年文學的發(fā)展狀況在宏觀層面上的傾向與問題等，作一個大致的梳理與概要的論析。10年來的文學發(fā)展，這個“總報告”連綴起來，就可勾勒出一個基本的走勢與輪廓。